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馀者也，而上徵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徵，粟什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常山之东，河汝之闲，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庸也，四种而五获，年中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而富，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