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由于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与周遭事物的关系正日渐疏远。

2. 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提出“焦点事物”理论，提醒我们物品不只具有功能价值，更构成连接人与人的枢纽。

3. 和断舍离相比，技术哲学家认为崇尚惜物精神，重建人与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有利于治愈现代生活的冷清感和孤单感。

先从最基本的食说起。现在的人对吃有点太没要求了，像烤鸭和锅包肉这样的菜居然要点外卖。现代人都很忙，吃饭讲求效率，要省下做饭和下馆子的时间，外卖当然是首选。可是当把吃饭简化成了把食物装进肚子里，吃这件事的一些细节也就被牺牲掉了。

首先牺牲掉的就是食物的色香味。不少中国菜的赏味时间非常短暂，从出锅到端上餐桌，跑堂的真得一路小跑，食客也得趁着锅气没散，赶紧下筷子。这种对好味道的珍惜，在效率至上的逻辑里，是多余，甚至是有点矫情的。现代人，尤其是在都市里忙碌的青壮年一代，越来越多地把食物想象成基本的营养素和卡路里。这种思维方式对于管理身材来说很便利，可是这么想的人也很容易把食物吃成补剂。

和补剂搭配的动词是“服用”，而和食物，尤其是美味佳肴搭配的动词是“品尝”。服用是一种麻木的动作，它不需要感官的参与，有时候，甚至得故意关闭感官，才能完成这个动作。品尝要求你的意识积极地参与：要观赏食物表面的色泽；用筷子搛起一块放进嘴里之前，要深深地吸一口气，分辨食物的香味；要在咀嚼时留意，感受不同层次的食材在破碎的那一刻产生的丰富质感；直到这个时候，甜咸酸辣这些味道才刚刚上场，有趣的食物，味道还分前中后段，和金贵的香水类似。

通勤是个新词。二十多年前，我爸上班走着去，我妈骑辆自行车，感觉都挺悠闲的。在今天的大城市里，城市漫步和骑行，这都得是在挤出来的假日里才能享受的活动了。“通勤”指的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围绕一种特定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展开的日常交通行为。

为什么会把通勤路上花费的时间看作成本呢？因为在通勤这项活动中，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中间的过程，只关心起点和终点。通勤的唯一目的就是从家到公司，再从公司回家。在这种“两点一线”的运动中，中间的“一线”只是为了完成在两点间的转换而不得不忍受的乏味的过程。通勤的道路成了纯粹的工具。不会关心路上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关心的只有这条路是堵还是不堵。

出行的细节在道路上，在中间的过程里。和只有通堵之别的公路比起来，细节让一条乡间小路变得立体和生动。

在走路这件事情上，大人或许应该学学孩子。孩子走路常常不会沿着从起点到终点的笔直路径，他们是走走停停，来来回回，跌跌撞撞的，而在这样的行走中，他们常常流连忘返。他们的注意力像网一样撒开，路上的很多细枝末节都可能成为他们的收获。他们关心野花、石子、蜗牛和滑梯上小小的螺丝。诗人泰戈尔写过一句诗说：“孩子，你多么快乐，整个早晨坐在尘土里，玩着一根折断的小树枝。”行走可以是通勤和健身的手段，但它也可以是目的，是生活本身。不总是闷头走路，就会看到更多风景。

短暂的相处

衣和住反映的是另一个现象，和衣物、住宅相处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暂了。

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穿衣服不是为了标榜个性，恰恰是为了融入集体。穿得和别人不一样，人家议论起来，会说这种人“讲吃讲穿”，这和朴实节俭的优良作风是背道而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似乎始终都难以接受穿衣仅仅是为了打扮自己。要买件漂亮的新衣服，他们总得找个集体性的、社会层面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也方便向别人解释。

既然买新衣服是件不寻常的事，那家里的衣服就得一件一件地打理妥当，非常小心地清洗、保存、修补。一件大人的衣服穿坏了，可以裁掉破损的部分，改成小孩的，再穿破了，可以改毛巾，最后改成补丁，缝在别的衣服上，简直要把每一方寸的布都物尽其用。这种过法当然多半是因为早年间的物质匮乏，可是匮乏逼出来的珍惜却让人和衣服的关系变得亲密。

如今的衣橱里，大概很少有穿了五年十年的旧衣服了。常穿的衣服，大概一多半是近两年买的。特别在乎衣着的朋友，家里的单品数以百计，天天换着搭配穿，一年里也没几天重样，有些衣服干脆就压在箱底，到换季的时候才想起来，还买过这么一件。今天和衣服的关系，衣服很多，每一件穿在身上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

房子是一个家庭最大的一笔资产。可是和房子相处的时间，也在渐渐缩短。在大城市里拼搏的一代人常常居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因为家庭成员的工作变动，或是为了孩子上学方便，三五年搬一次家是不少家庭的常态。这些家庭未必没有自己的房产，可是他们的房子常常也租了出去。当城市的规模大到一定程度，为了节省我们刚才提到的通勤成本，人们生活的空间就会主要围绕着工作地点，而不是自己的居所展开。买房子的人首先考虑的也常常是房子的金融属性，而不是居住的体验。

当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租来的房子里，就会有意无意地减少对日用物品的投入。这里的“投入”不只是经济上的，也有精神上的。

公司倒是有不少同事在自己的工位上层层叠叠地摆着喜欢的人偶，好像是在办公室里建立了一块家的“飞地”。

家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家应该是一个锚点，它在物理空间中的稳定性可以慰藉人的心灵。在一所留下了无数回忆，也确定会长长久久地住下去的房子里，人们才会舍得投入情感，不必担心分离时的感伤。在过去，一所老屋几代人住过，角角落落都焕发出光彩，像是一颗盘出来的核桃。这是因为房子不只是个遮风挡雨的盒子，它不只是被建筑工人建造出来的，更是被居住在里面的人营造出来的。用带点哲学气质的话来讲，建造是一种技术活动，目的是用钢筋水泥把空间从自然环境里切割出来；而营造是一种仪式活动，它是通过长期和空间的互动，把一种居家生活的氛围招引出来。

在这种营造活动中，很重要的一项是对房间的装饰。一个用心打理的家是一座私人的博物馆，里面珍藏着家庭成员们认为美好的事物，每一处痕迹的背后都有故事，都标注着家人共同的回忆，这种由周遭事物唤起的归属感让住在里面的人感到心安。

关系的断裂

当我们和周遭事物的相处变得短暂，细节也变得模糊，人与物的关系也就渐渐疏远了。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是，人与物的疏远会进一步导致人与人的疏远。

技术哲学家叫阿尔伯特·伯格曼，提出过一个概念“焦点事物”。它指的是那些能够凝聚人们的注意力，促进人际互动，产生共同体验的物品。最典型的焦点物就是过去的电视机。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一起关心社会的热点问题，欣赏综艺和音乐，家人之间的沟通也借着屏幕里的内容展开。在这个场景里，电视机就不只是一件播放节目的工具，它成了一个枢纽，把家人的关系连接在一起。

和电视机相似的焦点物还有餐桌。

一件我没想到的焦点物，是过去的自行车。

过去的自行车体积更大，也更能装载的，车上常常不只有一个人。我小时候上幼儿园，就是坐在我爸那台凤凰车的横梁上。因为那台自行车，我从小就跟我爸说过很多话，也很喜欢说话。现在想来，自行车作为焦点物，对我们的父子关系确实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这些过去的焦点物接二连三地退场，让我们少了很多彼此连接的枢纽。技术哲学家相信，这是导致现代人活得越来越孤立的原因之一。共同生活的体验是我们对家的归属感的来源。而现在的一家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被各自的手机吸引，共同参与的活动越来越少了。

两口子工作再忙，最好也偶尔找个时间，一起做顿饭。在人与物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人与人之间也缺少物质连接的时代，做饭是一项理想的疗愈活动。要是有机会一起去逛菜市场，那就更好了。

断舍离与惜物精神

按照《断舍离》的主张，当物质世界变得极度简洁，人也就能找回内心的清净和安宁了。

但是对“断舍离”持怀疑的态度。“人是非常善于迁怒的动物，有不开心的事，就要怪罪谁。如果不是自己的错，就是别人错；如果不是别人的错，就是资本的错；资本也没错，那就是东西的错。”人的烦恼并非附着在身边的东西上，也不大可能随着东西一起被丢掉。真正的问题或许出在人对自己的理解上。在人与物的关系当中，往往把自己想象成了绝对的主宰。因为可以支配物品，所以随心所欲地消费；同样因为可以支配物品，所以肆无忌惮地丢弃。而物品无声地臣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这种傲慢的自我定位让我们无法把物品摆在对等的位置上打量，人与物的关系就这样被扭曲了。

怎么才能修正这种扭曲的关系呢？

物品不只是被动的客体，也不只有被我们使用的功能。物品和我们一起，组成了真实的生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人与物相连，人也通过物，与其他的人相连。当人与物处在恰当的关系中时，人的心思会变得单纯，而不是感到负累。要达成这种关系，我们要做的不是丢弃，反倒是更加看重物品，珍惜物品，让物品成为我们生活的伙伴。

《日常的深处》是一本讨论人与周遭事物关系的文集。作者王小伟是一位技术哲学的研究者。从技术哲学的角度出发，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和物品的关系正在变得疏远。这种疏远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感受正在变得粗糙。其次，我们和物品相处的时间也在缩短。另外，由于焦点物的缺失，人与人之间少了必要的连接。人与物的疏远也就转化成了人与人的疏远。针对这些问题，意识到自己并非物质世界的主宰，和周遭的事物重建温情的关系，这会有助于我们找到生活的实感，克服冷清和孤单。

“人生不需要意义，人生需要刻画。”哲学家也不一定总是要纠结于那些宏大而虚空的命题，最好是俯下身来，摸一摸瓜果蔬菜，关心一点人生的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