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是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创作的历史学著作，成书于1990年。 描述了在乾隆盛世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整个清朝的政治与社会生活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百姓人心惶惶，官员疲于奔命，皇帝寝食不宁；揭示了封建王朝背后的官权和皇权博弈逻辑
孔飞力（Philip Kuhn），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主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他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强调从中国历史内部的发展来寻找转型变化的原因。（摘自百度百科）
孔飞力在《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以 1768 年“叫魂妖术”恐慌为切入点，穿透事件表象，剖析了 18 世纪中国的皇权运作、官僚体系、社会结构与族群张力，核心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核心观点一：皇权与官僚体系的“权力博弈”
简单说就是乾隆皇帝与官员的“目标错位”。叫魂案的本质是皇权试图突破官僚体系的“常规行政逻辑”，强化个人权威，而官僚集团则坚守“避祸、维稳、按章办事”的职业逻辑，二者形成尖锐矛盾。
乾隆的逻辑：他将“叫魂妖术”解读为潜在的“谋反信号”，他尤其怀疑汉人借妖术煽动反满，并试图借此案“敲打官僚集团”。乾隆斥责官员“敷衍塞责”“隐瞒不报”等怠政情况，试图打破官员们“息事宁人”的行政惯性，迫使官员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而非仅遵循行政规则，巩固天子意志超然一切的权威！
官僚的逻辑：地方官员（如总督、巡抚）认为叫魂案是“民间迷信引发的治安小事”，若扩大追查会引发社会动荡、消耗行政资源，且担心“查无实据反而被追责”，因此倾向于“低调处理、尽快结案”，用一贯的行政规则来避免自己陷入更复杂的斗争。
结果：乾隆通过高压施压（如革职、审讯官员）暂时压制了官僚体系的“常规逻辑”，但最终因“无实质谋反证据”不得不草草收场，暴露了皇权与官僚体系之间“既依赖又对抗”的本质关系。
核心观点二：社会恐慌背后的“底层焦虑”
社会发展后的资源紧张，普通百姓的生存压力倍增，尤其是边缘群体的生存困境尤为突出。1768 年的叫魂恐慌并非偶然，而是18 世纪中国社会“人口过剩、资源匮乏”的集中爆发，底层民众的焦虑通过“妖术恐惧”释放。
社会背景：18 世纪中国人口激增（从 1 亿增至 3 亿），土地、就业资源紧张，大量农民沦为“游民”，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
恐慌逻辑：民众将生活的困境，如疾病、死亡、贫困等等归咎于“妖术”，并将怀疑对象指向无固定居所、无稳定职业的“游民”，他们被视为“秩序的破坏者”，因此成为恐慌中最易被攻击的目标，民间自发抓捕、殴打乞丐、僧人等寻常可见。
本质：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提道:“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在作者看来，愚昧之外，这是“受困扰社会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在从众心理的推动下，加之“冤冤相报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当一个平民百姓突然被赋予过度指控他人的权力，自然免不了人人都是法官，将权力的利剑挥向宿怨旧敌，或者受利益驱使挥向无辜的他人，这促使了“叫魂”事件不断膨胀，得到了有效传播。对外来者的恐惧和对未知事物的焦虑是谣言的温床，而对待动荡不安的世界，“叫魂”恐慌正是底层民众“对生存压力的非理性宣泄”，反映了当时社会“资源分配失衡”下的阶级矛盾，以及民众对“陌生人”“边缘群体”的排斥心理。
核心观点三：满汉统治的“族群张力”
大清作为外来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政权，乾隆这个充满割裂和矛盾的统治者面临着反与汉化的双重威胁。在“叫魂”事件中，妖术师剪人发辫的做法让他在内心深处认为这是对大清统治政权的一种挑衅，是反的征兆。
深层担忧：乾隆联想到清初的“反清复明”运动，他认为汉人可能借“叫魂妖术”煽动“反满情绪”，因此对官员的“敷衍处理”格外警惕，甚至怀疑官员“因汉人身份故意隐瞒谋反证据”。
行动体现：乾隆多次在谕旨中强调“叫魂案关乎满汉安危”，要求官员“严查汉人中的可疑分子”，甚至将案件从“治安问题”上升到“族群政治问题”，作为征服者自然要保持满族文化，满族人的勇敢、果断、善战与责任担当正在被汉族腐化，他试图通过“叫魂”事件来肃清盘根错节的满汉之争。
本质：叫魂案暴露了满人统治的“内在不安全感”，尽管清朝已统治百年，但满汉之间的文化、族群隔阂仍未消除，皇权始终需通过“政治高压”维系族群平衡。作为满人皇帝，乾隆对“满汉关系”始终敏感，叫魂案成为他检验汉人群体忠诚度、强化满人统治合法性的工具，通过强化“满汉对立”的警惕性，来巩固满人皇权的统治基础。
核心观点四：“文化符号的政治化”
“叫魂”认为通过剪人发辫、衣物可摄取魂魄，致人患病死亡，这本身是民间流传的“迷信观念”，但在 1768 年，这一文化符号被不同群体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最终从民间信仰沦为权力斗争工具。
民众层面：叫魂是“解释不幸的工具”，反映了民间的宗教信仰与生活焦虑；
官僚层面：叫魂是“需谨慎处理的治安事件”，关乎行政业绩与仕途安全；
皇权层面：叫魂是“可能威胁统治的政治信号”，关乎皇权权威与族群稳定。
结论：一个原本微不足道的民间文化现象，因“不同权力主体的解读与利用”，演变为席卷全国的政治事件，揭示了“文化如何被政治塑造，又如何反作用于政治” 的深层逻辑。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提到“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而孔飞力的《叫魂》不只是一本历史书，它像一面镜子，能帮普通人看懂现实里很多“看不见的逻辑”。在信息爆炸的年代，普通人可以从这本书中收获启发：
一、警惕“集体恐慌”的传染性，别做情绪的附庸
1768年的“叫魂”恐慌，本质是一场由谣言引发的集体焦虑。它给普通人的直接警示有两点：
恐慌会利用人的“天然恐惧”。当时人们害怕“妖术” 勾魂，就像现在人容易被“食品安全”、“健康谣言”等牵动神经，恐惧会让人自动忽略证据，只相信符合焦虑的信息。
群体压力会让人放弃思考。很多人在恐慌中跟风举报、指责，不是因为真的掌握证据，而是怕被当成“异类”或“同谋”，这和现实里的“跟风吐槽”、“网暴站队”逻辑是相通的。
二、看懂“权力”如何影响日常，不被“信息滤镜”误导
孔飞力最精彩的分析，是揭示了“叫魂案”背后乾隆与官僚的权力博弈，这一点对普通人理解各种事件很有帮助。
不同角色会“加工”信息。官僚为了“避责”，会淡化恐慌、隐瞒问题；乾隆为了“控权”，会放大恐慌、借机敲打官僚。普通人看到的“事实”，可能早被权力需求过滤过。
别迷信“权威结论”的绝对性。“叫魂案” 最后证明是一场乌龙，但过程中所有官方行动都打着“维护秩序”的旗号。这提醒我们，对任何事情，不必要先入为主，可以多问一句“背后有没有其他动机”，不被裹挟着往前走。
三、保持“个体清醒”，在集体中守住基本理性
叫魂案里，几乎没人敢质疑“妖术存在”这个前提，只有少数人默默保留怀疑。这给普通人终极启示。
遇到“全民关注”的事件时，先停一停。别急着转发、评论，先确认信息来源是否可靠，有没有“非黑即白”的误导。
守住“不伤害他人”的底线。恐慌中最容易发生“为了自保而伤害无辜”的事，比如案中被冤枉的乞丐，现实里被网暴的普通人。再焦虑，也别成为伤害他人的一环。
警惕集体恐慌中的非理性，看懂权力与信息的互动关系，并保持对“共识” 的独立判断。这就是孔飞力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中，通过《叫魂》给予普通读者的肺腑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