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是白色的，这是很坚定的事实，要是有人非要说雪是黑色的，你不会跟他争论，因为你不屑。
迪丽热巴和古力娜扎哪个更美？
这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这牵涉到个人审美。
历史是由谁创造的？
有人说所谓历史就是伟人的传记，历史由少数超凡个体创造的，人民大众其实不过是历史的背景板而已。
马上就会有人跳出来反对，历史是人民大众创造的，没有人民大众的参与和支持，什么帝王将相都不过是空中楼阁罢了。
这样的争吵有意义吗？
我们在学校里学了十几年的历史，学的是什么呢？学来干嘛用呢？
难道只是学了一些用来争吵的材料吗？
有句俗话说，三观不同，不能强融。历史也一样有史观，而且也不止一种，甚至历史观的分类体系，学界至今尚未有完全统一的划分标准，而史观的区别就在于对历史驱动力的不同认知。
英雄史观认为历史是由英雄主导创造的。比如说：
亚里士多德以一己之力把哲学分成了物理、形而上学、戏剧、音乐、生物、经济、动物、逻辑等11个学科。
牛顿有多牛呢？有人说如果牛顿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诺贝尔奖，那他至少应该一人独揽四届物理学奖、一届化学奖，因为他晚年痴迷于炼金术。还应该有一届菲尔兹奖，菲尔兹奖堪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因为牛顿发明了微积分。
邓总设计师也说过，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这样看的话，说历史由少数超凡个体创造，杰出人物（帝皇、思想家、军事家等）的意志与能力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似乎没有什么不对。
与之对应的则是大众史观。
伟大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中国士绅》一书中曾经说过：思想家的言行能被社会接受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一般的观点，他们的作用是将这一观点明白清晰地表达出来。
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才会有什么样的英雄，拿破仑再天才，也无法在青铜时代发明坦克，社会变革也需要依赖群众的觉醒，英雄是时代需求的产物。
上述的两种争论就是英雄史观和大众史观的区别，历来争论不休，也都各有理由，而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辩证综合史观。说的是英雄与大众在历史进程中是动态互动的。
史观还有很多种，比如环境史观（生态史观）认为民族性格是由气候塑造的，热带地区生活的人惰性就比寒带的大，地理与生态才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操作系统。
如果把历史比例尺再扩大，还有一种文明史观：
人类大约一万年的文明史上，只发生了两件最有意义的事情，一件事是近代的工业革命，另一件事则是远古时期开启文明的农业革命。除此之外，其他事情的意义都不大，只是互相抵消的噪声，都是随机变化、难以预测，而且也不需要预测的。
有人觉得粽子是甜的好吃，有人觉得咸豆腐脑才正宗，其实这里面就蕴含着历史，我们现今的生活里都带着历史的痕迹。
我们所谓的传统，就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意识。
历史就像是一个素材库，即使同样的素材，用不同的剪辑手法就是不同的作品。
不同史观没有绝对对错，就像用不同地图导航，有的看地形，有的看路标，关键看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但是，一个人对历史的看法通常就是他对现实和社会的看法。
一个信奉英雄史观的人，就容易屈服于权威，以为有了权力才能施展抱负，就会一心想要往上爬，获得权力和资源，不成功就把失败归结于自己的资源不足。
而信奉大众史观的人呢，做了一点点事情，就觉得该获得整个社会的肯定，获得比自己的贡献更多的报酬，甚至觉得自己不做事情，社会也该照顾他们。这些人想法的依据，就是历史由大众创造，既然是大众的一员，就为创造历史有所贡献。
很明显，在我们东方世界，信奉英雄史观的人相对会多些，西方世界里认同大众史观的会多些。
钱穆先生曾说，任何单一史观都是对历史的阉割，犹似盲人摸象。真史家当如匠人制百衲衣，择各派之丝缕而织全景。
史学大师陈寅恪有一个史学理念是了解之同情，说治史的时候，要摒弃现代人的傲慢预设，重返历史现场，还原古人身处的具体环境，在“了解”的基础上，以共情力跨越时空鸿沟。
设想古人面临何种困境、受到何种限制、怀抱何种理想，理解其行为与思想的“不得已”与“必然性”。
唯有经过“了解”与“同情”，才有资格进行客观评价。避免以今律古、苛责前人，亦非盲目推崇，而是在理解中建立有温度的批判性。
你斥责长辈们为什么那么节约抠门，没苦硬吃，是因为你不了解那一辈们经历过的匮乏，那种刻进骨子里的恐惧。
陈寅恪大师的这个说法，不仅适用于做学问，其实适合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切争端。
如果我们都有了解之同情，想必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争吵。
古时候，人们很少走出自己的部落或村庄，那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是现在，人们很少走出自己的圈子，却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当我们在热搜下站队互撕时，其实也正重复着史书里派系攻讦的古老剧本，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该怎么走出自己的茧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