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君子不器”
《熊逸讲透资治通鉴》学习笔记
所谓“君子”，原本的涵义可以顾名思义，就是“君之子”，领主的儿子。在宗法封建时代，领主的儿子将来也会成为领主，需要管理土地和人民。
所谓“器”，字面意思是器具。器具的特点是为功能服务，每一种器具都会服务于一种特定的功能，比如锄头是用来种地的，衣服是用来蔽体的。锄头不能用来蔽体，衣服不能用来种地，这就是器具的局限性。
作为管理者，必须让自己“不器”，不做任何领域的专才，换句话说，就是干啥啥不行。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凭什么就能做管理呢？答案是“做管理不是管事，而是管人。”
所有的“事”，都应该分门别类，交给各个领域的专才去做，而管理者要做的，会用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事。
《荀子》有一句名言：“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
也就是说，国家没有自己乱起来的，只有被不称职的国君搞乱的；要想把国家治理好，靠任何制度、政策、法律都没用，只能靠合适的人才。
今天我们都知道人治不可取，这已经是现代社会的政治常识了，但如果认真听听这些古代儒家大佬的意见，似乎也很在理。
我们凭着今天的常识，从直觉上就能判断他们说错了，但他们到底错在哪儿了呢？
其实他们说的并没有错，错就错在社会变大了。
亚当.斯密对人性的洞察是：人性是自私的，但是同时具有同情心和爱心，而人的爱心又是有限的，随着距离拉远而下降，因此，仅靠爱心不够，陌生人互助需要市场协调。针对人性的两面性，我们有两套操作方法，在小圈子里，讲爱心；在大圈子里，在陌生人的范围里，讲规则。
孔子那套学说是在宗法社会里诞生，因为逐级分封的缘故，全天下分裂成无数个独立的、小型的熟人社会，搞人治确实很恰当。
即便到了今天，在一些比较封闭的小县城和农村，只要还是独立的、小型的熟人社会，人治照样很适用。
因此，带领小团队，要以情为主，尽量激发团队的善意，而对于大的组织，就要讲规矩，讲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