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有个宋国人为他的君主用象牙雕刻楮叶，三年刻成了。它的宽狭、筋脉、绒毛、色泽，即使是混杂在真的楮叶中也不能辨别出来。这个人因为这功劳而在宋国当了官。
列子听到后说：“如果自然界要经过三年才能长成一片叶子，那么有叶子的东西也就太少了！”所以不依靠自然条件而仅凭一个人的本事，不顺应自然法则而仅用一个人的智巧，那就是用三年时间雕刻一片叶子的行为了。
“聪明”的人，不会走大路，因为他们总觉得自己能找到更为便捷的小路。他们也不会守规矩，因为守规矩不能体现出他们的“聪明”。所以国家崇尚智巧，也就等于是在鼓动人民破坏规则，践踏法律，投机取巧。
为何人们会以能钻营、善于投机取巧为聪明，以精通人情世故、善于经营人际关系为能力，这种现象的产生，不正是因为集体崇尚智巧吗？但是如果人人都去破坏规则，社会就会混乱；人人都去经营人情走捷径，那么谁来生产？
窃贼和强盗不需要守规矩，不需要生产，也不需要懂得打理朝政、种地、充实仓库，但是却能财货有余，过得滋润潇洒，因为他们把别人生产的东西偷盗过来了。所以朝政无人打理，田地一片荒芜，仓库非常空虚，却有人穿着华丽的衣服，行走佩带利剑，山珍海味吃到厌烦，财产货物多到用不完。
而正是因为这些走捷径的盗贼，窃取和掌握了国家，天下失去了大道，才会把人们逼得去走偏邪小路，才会让人们失去淳朴和真实，而变得狡猾和多智。
麻雀被枪打得多了，只要一看到树下有人用圆筒状的物体指着它们，马上就会一哄而散；蟑螂被毒死得多了，体内逐渐就会产生耐药性。这些再普通不过，智力再低下不过的动物们，被智慧手段搅扰得久了，都会产生相应的应对方式，更何况是人呢？
人只要上当一次就会有防备，连老鼠夹子用多了都不再管用。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人一旦开始对人使用智慧，就会在见招拆招的过程中，把大家的智慧水平整体拉升上去，让人们变得更为奸猾更为难治。
鸟儿变得狡猾难以捕获了，是什么原因？人们变得刁滑难以治理了，又是什么原因？鸟儿如果仍然像以前一样呆呆傻傻，可能就有灭族之祸；人们如果仍然像以前一样淳朴真实，可能就难以生存。我们常自诩聪明，觉得外国人傻，我看以此为荣的人才是真傻。
人们之所以难以治理，正是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很聪明，善于伪装和钻空子。所以用智巧去治理国家，则人们必智巧丛生，这是国家的灾祸；不用智巧去治理国家，人们才会重归于淳朴和真实，这才是国家的福德。
庄子说：“马，生活在陆地上，吃草饮水，高兴时颈交颈相互摩擦，生气时背对背相互踢撞，马的智巧就只是这样了。等到后来把车衡和颈轭加在它身上，把配着月牙形佩饰的辔头戴在它头上，马就会侧目怒视，僵着脖子抗拒轭木，暴戾不驯，或诡谲地吐出嘴里的勒口，或偷偷地脱掉头上的马辔。”
“所以，马的智巧竟能发展到“贼”的高度，这完全是伯乐的罪过啊！然而即使这样，还有人称赞伯乐善于管理马，却不知正是他践踏了马的天性和本能，让它们丧失了内心的欢乐和质朴，才会变得狡诈和鬼鬼祟祟。”（见《庄子·外篇·马蹄》）
马之所以会从淳朴发展到“贼”的地步，正是因为伯乐把车衡和颈轭加在它们身上，把配着月牙形佩饰的辔头戴在它们头上，违背马的本性而使用智巧去驭使它们。然而即使是这样，还有人称赞伯乐善于管理马。
而人们的智巧之所以会发展到“贼”的地步，正是因为国君使用智巧去驭使百姓。然而即使是这样，还有人称赞国君圣明，善于治理国家。
老子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何谓“以智治国”？以智治国，是指像对付敌人一样，运用智巧来对付国民，运用智巧来驭使国民。
智巧一旦发展起来，大家就会彼此猜疑，相互算计，智巧也就成为了保障生存的必要条件，人们也就永远别想重归淳朴。群体中欺诈的手段太多，让每个人都得不到安全感，淳朴的人甚至难以生存，我们能说这不是国家的灾祸吗？
所以我们一边不想别人压迫自己，一边又想把别人踩在脚下，自己做人上人；一边痛恨别人拿关系来对付自己，一边又自己托关系，走后门，经营人情去对付别人；一边提倡不要违反法律，一边自己又去钻法律的空子。
不想被压迫，就不要去压迫别人；反对特殊权，自己就不要使用特殊权；不想让别人用智慧手段对付你，自己就不要用智慧手段去对付别人。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弃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