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一条狭小的巷子里度过的。它早已因为拆迁而荒废了，只是还未完全被铲除。如果愿意现在去走走，你只会看到遍地的残砖断瓦，肯定认不出它先前的样子。那些破败的庭院中长满了鲜绿的杂草，几乎将一切有人生活的痕迹都埋没了。当然，假如仔细观察上一段时间，你还是能有所发现的——孩子们在墙上的涂鸦，破烂的碗碟，地上缺了一角的弹珠子儿……总而言之，都是一些寻常的小东西。你很快会被其中的一座房子所吸引：就是那最破最脏的一座，它的入口已经被乱砖所隔断，再也过不去了。它的墙壁大多已经被敲毁，遗留下来的那一块上略微显出几处焦黑。那座房子曾经对许多人来说影响重大。有一段时间，人们在经过它的时候，都会有意识地加快脚步，好像受到了某种迫压。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起一些关于它的故事。我记得那撕心扯肺的喊叫声，那一夜的暴雨，也记得那场震慑人心的大火……所有的事都曾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我已经不见她很久了。
是这样的。那座房子里住着一对母子，我很小就开始观察他们。一开始，那纯粹是出于他们的特别。那个母亲拥有极富特色的嗓音，她的咳嗽声音调悠长，好像胡琴的拉弦声一般，连笑声也是咯咯呀呀的。我和其他孩子经常忍不住，就跑到她的跟前，开始一通大笑，她也丝毫不恼怒，甚至还会跟着我们一起笑出来。我们听到了她的笑声，于是笑得更开心了。有人笑得蹲下来，把大腿拍得很响，有人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可是她很快就烦腻了我们，神情逐渐地有些愠怒，匆匆地就走开了。
这位母亲叫阿庆，她的儿子是个瘸子，走不了路。我一注意到她儿子的残疾，就不再随便去取笑她了。邻居们都对阿庆有着一种特殊的态度，有点像同情，又好像是在回避。我曾经偷偷地观察过那个残疾人。他长得很丑，很胖，而且在我认识他的几年来，他变得越来越胖了。他长满红斑的五官愈发紧致地镶嵌在他脸上的肉里，使得他整张脸都像是一张猪脸——这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只有让人觉得惊恐。他始终都坐在轮椅上，在那个狭窄的巷子里转圈子，已经转了十几年了。他随身有一个牛奶瓶子，有好几年，我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用来撒尿的，听说也是教了很久才学会。母子间的互动我见得并不多，可每一次都很让人难受。往往在夏日最惬意的时候，巷道上会响起一阵洪亮的叫声，叫得很痛苦，好像要死了一样。这声音很容易辨认——是瘸子在叫自己的母亲。这样的声音一直要持续十几分钟，一开始还能够维持咬字的清晰，接着愈发模糊，最后成为了一种像是深入灵魂而发出的呐喊。我忍不住，每次都要打开窗户朝下看，阿庆已经赶过来了，拨动着那瘸子的肢体，搬动那一块块垂下的肉。瘸子的声音逐渐地低下去，变成轻轻的呜呜声，似乎他也能懂得母爱一样。
就是这样的一对母子。大家对阿庆的为人没有什么印象，只是觉得她总是非常地客气礼貌。很多人都喜欢找阿庆讲话，不过总是没有什么机会。他们通常只能和她在出巷子的路上碰见，他们于是问她：“出门哪？”阿庆于是回答：“出门。”或者就是问：“回来啦？”阿庆也会回答说：“回来。”他们于是都觉得她心中满是柔情。但是阿庆其实并不是的。这些事是阿庆后来告诉我的，她还告诉我一些其他的事，有关于她儿子的，邻居的……总而言之，她相信自己从未得到过真正的理解，我们都并不了解她。
比方说吧，在那个巷子里，我们都曾以为阿庆能与另外一个人能够很亲近，因为那个人的境遇和她很相似，因为“人以群分”。（当然，这句话是有些残酷的。）我至今不知道那个人的姓名，没有和她说过话，只记得她留着一头短发，似乎是靠着回收废品为生的。她拉扯着一个智障的儿子，也已在我身边生活了十几年。自然而然地，提到“残废”，“苦命”这样的字眼时，大家首先想到的总是阿庆和那个短发女人。有时候，他们还会用“她们”来将两个人完全地相提并论，仿佛她们就是同一类人一般。可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她们两个人始终都没有什么接触，都独自十分默契地坚强生活着。偶尔狭路相逢，她们也仅仅是简短地寒暄一会，话都是仔细地挑着说的，说来说去就只有那么几句，从来没有讲到各自的儿子。阿庆告诉我，这样的关系她们维持了很久，一直到了短发女人的死。她一直对此感到遗憾，她们本来是可以好好地谈一谈的。短发女人的儿子同样很让我印象深刻，这或许也是由于他曾经喜欢用木棍戳我的缘故。他长得高高瘦瘦，很像运动员，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经常自言自语，还时常伴有动作，像是一个痴迷艺术的戏剧家。在小时候，我和其他孩子也很喜欢找他玩，引他用木棍子戳我们。他经常陪着我们傻笑，可那只是暂时的，再过一阵子，他就似乎突然变得狂躁了起来，一股疯劲发作像野狗，我们只能跑开来。
和阿庆比起来，短发女人也许是更加不幸的那个。瘸子虽说也是残疾，却起码保持了头脑的清醒。虽然同外界长期的隔绝限制了他的心智，使他变得迟钝，愚笨了，可是他毕竟还能够了解自己所有的处境。对于自己的不幸，他会沉默不语，或者有时候会抱住自己的母亲哭个不停，引得阿庆一遍又一遍地把他的眼泪擦掉。可当短发女人向她儿子的双眼中看去时，看到的永远是一片空洞。他甚至不能够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何以如是，也不理解母亲流的那些泪。十几年了，短发女人住在一个垃圾房的边上，没有人去帮助她。一直到她死，有些人才开始记起她来。
短发女人死在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她已经病了很久，却没有怎么让其他人看出征兆来。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我们头一次看到了她的丈夫。短发女人在他的搀扶下慢慢地挪动着脚步，手中驻的那根杖微微地颤抖着，看起来也不是很吃力。她很顺从地跟着丈夫的节奏，看到其他人时，他们两个都会微微一笑，笑容让我的心中泛起一阵酸苦，我想到一些美好的祝愿，可是她没过多久就死了。凌晨四点钟的时候，她的屋子里发出一阵子嘈杂，等到其他人相继醒来的时候，那里已经摆满贴着黑条子的花圈了。
短发女人死后，我还看到过她的丈夫几次。他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大包小包地把东西送到智障的屋子里，离开的时候也很平静。后来，他来的次数逐渐少了，又没过多久，他再也不来了。那段时间里智障常常独自走出来，到处游荡着，神情愈发显得沮丧。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又有一天，他突然间快活起来了，很令人不解，大家论长论短，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秘密——阿庆开始来给他做饭吃了。我问她这样做的原由，她只回答说：“不然他会饿死。”我觉得诧异，很不相信一个人会干干饿死。阿庆的负担愈发地沉重了，可是那个智障似乎完全不在意一样，无忧无虑，脸上依旧是挂着那标志性的傻笑，灿烂如鲜花，远远地看上去，那笑容好像是永远被刻上去一般。
我和阿庆的交流已是我童年生活最后两年的事了。和她提起她儿子时，她说：“他一生下来就是这样，从很久以前开始，我一直在想，还应不应该留着他呢？我也问过其他人，他们总是模棱两可的，说不清楚什么。我曾经还缠着一些人，让他们告诉我一个痛快的，他们也依旧说不出来，支支吾吾地，好像很怕我一样。他们老是重复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呢，就留下来，一直到现在……”每次和她说话的时候，我都隐约有一种感觉，感觉自己的心慢慢地被吊上去，吊到喉咙口。我总是异常地紧张，几乎感觉恶心。阿庆的心里其实也有些可怕的想法，至少是不太说得出口的想法。她平时大概也经常思考，怀疑的事情太多了。有一次，我和她说起对面的高姓一家，说他们非常幸福，已然是五世同堂了。她专注地听着，然后说，她不喜欢他们，可能还有点恨，觉得他们过得太好了。“也可能是纯粹的羡慕。”她说，“总之，这种话是不能和别人瞎说的。”她又看了我一眼，“你不会去乱说吧？”
自从阿庆的孩子落下残疾，至今已然二十几年了。在那之前，她也有过丈夫，大房子，那种不是很辛苦的工作。难以想象，这二十多年来她是如何熬过来的。更加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段时光何以显得如此自然与迅速。几乎所有的时间里，阿庆都只是在无声地奋斗着，没有波澜，没有松懈。有时候，巷子里老一辈的人会提起她。他们曾经都以为，阿庆是不可能撑下去的，迟早都会放弃一些东西。更主要的是，他们都认为这一切其实“没有什么必要”。有人是这么说的：“她实际上一开始就做错了，于是只能一直这么错下去。”可是阿庆终于还是撑下来了，不仅如此，她还接手收养了短发女人的儿子，似乎想让她已然坎坷的人生多出一些价值……阿庆和那个短发女人给我带来的震撼有很多，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人何以接受突然降临的命运。她们经历的那些不幸都有力到足以将任何人打入谷底，无论其原先是幸福，不幸，还是根本毫无觉知。从厄运降临的那一天起，一切都变得明白了，清楚了，而且毋庸置疑的，它将伴随着她们的一生，成为无法摆脱的阴影。那两个可敬的母亲，她们作出了同样的坚强而且伟大的决定，即默默地接受这一切，一声不吭，而且努力想要活下去。这样的决定或许是有些更加成熟的男人无法作出的，由于他们更加理性，目光更远。夫妻双方出现分歧时，也很难说到底是谁做对了。谈起自己曾经的丈夫时，阿庆对我说，她不怪他，他很务实，放得下，虽然别人可能会骂他，但他却能够干出大事，终究会有人能理解他的。当然，身处这般条件下的人都不是可以去简单定性的。我不知道阿庆当初的决定究竟是出于犹豫，还是出于坚强；阿庆丈夫的离开究竟反映了他的残忍，还是他的勇气。作为一个外人，我不能说出一句肯定的话。我只知道这一切都确实发生罢了。
有些人奋斗了整整一生，换来的只是几个昙花乍现的瞬间。在这之中，还不是所有人都是由于成功才耀眼的，有些人是由于过分的可怜，才引起了非同一般的关注。有关阿庆我还知道最后一件事。它使得更多的人开始注意她，也把她彻底给打垮了。这件事还让我知道了，有些人为何情愿去信天信神，不是由于想要偷懒，推卸责任，而是由于的确无能为力。阿庆的整个人生都是如此的苍白，她所倾注的全部努力很容易就前功尽弃了，一切都发生在弹指之间。这件事是这样发生的。
三四年前的一个夜晚，在所有人都将要入睡的时候，阿庆的房子那头突然传出了一声撕扯般的叫喊，把大家都惊醒了。瞬间又传来了狗叫，有人大声在喊着救火。我们跑出去的时候，看见阿庆房子的外墙已经黑了一大块，紧闭的窗户里闪着红光。许多人都赶过来了，大家的神情很奇怪，好像都在做梦一样——阿庆家里着火了，所有人都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阿庆起先在屋外，听到一阵嘈杂，她也循声找过来了。她穿过大声叫嚷的人群，神情还有些呆滞。突然间，她明白过来了，大声尖叫着跑上楼。我们都跟在她的身后。阿庆没有见到自己的两个儿子。她发疯一样地去开门，把她残废的儿子推出去。他坐在轮椅上像是睡着了，一动都不动。短发女人的儿子也紧跟着跑了出来，他倒还算是清醒。其他人试图去救火，结果救不动，又纷纷退出去了。消防队随后赶来，总算把火给扑灭了，半间房子几近焦黑。阿庆如同失了魂一般停留在原地，轻轻拍打着坐在轮椅上的儿子，又好像想到了什么，把头猛地一转，看到了短发女人的儿子木讷地躲在人群的后面。阿庆的眼中闪着怒火，迎面大步地朝他走过去，扯住他的衣服喊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那个智障吓坏了，哆哆嗦嗦地，怔在那里只是哭。阿庆越叫越激动，她开始打他，踢他，扯他的耳朵，扯他的头发，最后她自己也哭了。没有人上去制止她，把他们给分开。那天晚上许多人都沉默着，如同在哀悼命运。有些女人也跟着她哽咽起来，一切在今天回想起来，都好像是一个虚渺的梦……救护车也来了，阿庆的儿子被送去医院，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的境况究竟如何。
阿庆从那时起就离开了，走的时候背着两个大包，手里推着她儿子的轮椅，我刚好看见了她。她看见我时朝我笑了笑，我问她去哪，她说回娘家，继续照顾儿子。我问她还回不回来了，她说她不知道，可能还会吧，毕竟房子还在这里。我想要帮她推轮椅，她也委婉地拒绝了，说她想要自己来推。我陪她走了一段路，走到马路口就分别了，她一个人慢慢地走着，驼着背，似乎承受不住双肩上的负担……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阿庆曾经给我看过一张照片，是她刚刚亲近短发女人的儿子时，她请别人照的。照片上一共有三个人，两个儿子，一个母亲，他们都笑得很灿烂，很自然，其中的温情令人过目不忘。我很少见过阿庆的笑，她开心得像一个年轻的母亲，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一般，眼神里充满了希望。那张照片曾被挂在她家的墙上，如今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了那几颗锈黄的钉子……那座房子里已经一无所有，只有在苍绿杂草的身后，隐藏着几朵嫩小，鲜艳的新花。它们随风摇曳着，仿佛也在轻轻地讲述着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