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初期，我出生在贵州偏远的一个山区小镇。那时候，天空是蓝的，大地是蓝的，梦是蓝的，年味也是蓝的。生活却是清贫的。对于成长中的年味而言，至今有着太多，太深，太浓的记忆。然而，记忆是五味皆全，只能留给岁月，慰藉现在日常的空白。
儿时的思想里，过年的好，真要说起来，除了吃的，穿的，玩的……仿佛还有许多说不完的好。其实，说透了，那完全归于时代的造就。贫穷却又充实。
我家兄妹五个，我排行老三。头上有大姐大哥，脚下有兄弟小妹。那个时候，全家人的生活就靠母亲一个人下田耕作，争取工分。父亲虽说是位中学教师，每月能领一点工资补助家庭日常开销，但经济依旧拮据。一件衣服，大姐穿了，我再穿。我穿时就算有补丁，只要不是破得不能再补，小妹依然要接着穿。印证大人们常念叨的一句古话：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所以，只有过年才能穿上新衣服的心情也是可想而知。当然，盼望着的，也不只是那身平常穿不到的新衣。固然还参杂因盼望而变得更加浓烈而欣喜的年味。
时间一进入腊月，年味也就来了。憧憬和体现的当然也就还是日常的衣食住行。
母亲用一张旧毛巾结在头上，用一支长长的，刚从竹林里砍来的竹竿，把家里的每一间房屋墙里墙外，清扫的干干净净。接下来是每间被褥都要拆下来全部洗过。因为没有多余的，要么趁天气好，当天洗来晒干或烘干之后再用。好在家乡有煤火，家里没有洗衣机，家乡的煤火取着很大的作用。这个过程也是极为有趣的。被头不是现在的套子，而是分里子和面子两种布料。里子用的几乎都是白布，而面子，用的几乎都是花布。忙碌的母亲把拆下来的线让我们一根根拟好，在她用针线再把被子合缝起来的时候，用起来方便。那时候，母亲总是用旧的草席铺垫在地上，再把要缝起来的被子放在上面，叫我们帮她拉直，整理……
在我的家乡，农村家家户户过年都要杀一头猪。猪都是自家喂养的，吃的是草，长的慢，所以一头猪至少要喂养一年。两三百斤。猪杀好了，大部分用来制作成腊肉。制作腊肉的过程，也是浓浓的年味。父亲会在土墙厨房的一个角落临时搭起一个支架，把腌好盐的猪肉一块块摆放在上面，下面再用松桠熏烤。这个过程，如果父母亲放心我们，我们也会争着去守那堆柴火。取暖的同时，享受到的依旧是那分浓浓的年味。
越是临近过年的日子，大人们就会越来越忙。家乡还有过年做黄粑、汤粑吃的习俗。汤粑是糥米粉做的，正月初一早上几乎家家都要吃。至于黄粑，记忆中最早的时候，因为大米较为珍贵，母亲会在黄粑里镶嵌一些辗碎的玉米，然后是干米，糯米拼在一起做。后来，生活条件慢慢好起来，黄粑就只用干米和糯米两种食材，加上黄糖做。
父亲要准备蜡烛，灯笼，和给先人们烧的钱纸。用一根根比小指还要细一点的竹签，放进化好蜡油的烫锅里反复搅拌，然后就形成了一支支红红的蜡烛。这是过年给老祖宗们坟墓烧香点蜡时用的，从大年三十的晚上开始，连续半月。
接下来是写春联。在我们家，父亲至今还保持写春联的爱好习惯。但现在和过去不同，那些年的春联写好之后往门上一贴，年味仿佛也就接撞而来……喜悦，开心难以描尽。过年时，长辈们要给小辈们发压岁钱，这也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习俗。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压岁钱是极少的。在我的家乡，也没有非要把压岁钱用红纸或红包包好的习惯。年夜饭吃到一半，父母就会用手往包里把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发给我们，拿到手的压岁钱都是一样，没有神秘感。拿到手之后的压岁钱，大人们到是允许我们在正月里自由乱花的。
吃了年夜饭，每家都要放一串送年的鞭炮。这个时候，天空差不多也快要黑了。我们会跟着父亲，带上香烛，最先去爷爷奶奶的坟地上祭祀。在家乡，这叫“亮灯”。这大概就是为了不让阴间的灵魂孤独寂寞，让他们知道，即使远离人间，活着的后人，依旧对他们念念不忘，照亮他们的路。
过年，家乡有去亲戚家拜年的习俗。一个正月，几乎都在走亲串戚中渡过。亲戚们来，我们去，乐此不彼。小姨家有位表姐，比我只大月份。那时候，大年初一，母亲就会给我们准备好去拜年的礼物，一包杂糖，一斤白酒，一把干面……都可以。实在没有，带上两个家里现成的黄粑也行。听大人的安排。
新年里，家乡还有举办龙灯，打铁板花，花灯，秧歌，山歌及一些具有特色的风俗文化活动。那时候，小镇上的生活还没有涉及到麻将之类的娱乐。热衷向往，憧憬着的不外乎也就是这些东西。感恩岁月，也是因为那些年的经济较为贫乏，至今还给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留着人间最为珍贵的、非同一般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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