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吏译议《通典》（6）

选举一

历代制上(周　秦　汉　后汉)

原文及翻译：

　　后汉光武建武十二年诏："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郎、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

　　后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下诏："三公推荐茂才各一名、廉吏各一名；左右将军每年推荐廉吏各二名；光禄勋每年推荐郎官、茂才、四行各一名、廉吏三名；中央的二千石官员每年推荐廉吏各一名；廷尉、大司农推荐二名；将兵将军每年推荐廉吏各二名；监御史、司隶校尉、州牧每年推荐茂才各一名。"

　　改前汉常侍曹尚书为吏曹尚书。其时，选举於郡国属功曹，於公府属东西曹，於天台属吏曹尚书，亦曰选部，而尚书令总之。其所进用，加以岁月先后之次。凡郡国守相，视事未满岁，不得察举孝廉、廉吏；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所徵举率皆特拜，不复简试。士或矫饰，谤议渐生。

　　把西汉常侍曹尚书改为吏曹尚书。当时，推荐选拔干部职能在郡国归功曹管，在三公幕僚班子归东西曹管，在皇帝内廷归吏曹尚书管，也叫选部，由尚书令总负责。他们所任用的干部，增加任职先后排序的记录。凡是郡守和诸侯国相，到任不满一年，不允许推荐孝廉、廉吏，因为他任职时间还不长，（对周围的人才）还不周知。中央政府所直接徵召的都走特殊任职流程，不再铨叙考试。有的士人因此伪装自己，（对选人用人的）议论批评逐渐多起来了。

　　章帝建初元年，诏曰："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汉曰秀才；后汉避光武讳，故曰茂才。魏曰秀才。)既非能著，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代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理有异迹。文质斌斌，朕甚嘉之。"始复用前汉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复用之。第一科补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补议曹，三科补四辞八奏，四科补贼决。)凡所举士，先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其德行尤异，不宜试职者，疏於他状；举非人兼不举者，罪。

　　汉章帝建初元年，下诏说："从基层选拔推荐人才，一定是根据功劳来定的。现在周刺史、郡守诸侯国相不了解人才的真伪，茂才、孝廉每年数以百计，(西汉叫秀才；东汉为了避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所以叫茂才。到三国曹魏后还叫秀才。)既不是能力出众，又要把政事委托给他们干，真是毫无意义啊。每次探究西汉时推荐人才的情况，有的直接从田间被发掘的，不按照过去的功绩资历定。用上奏或回复公文来看文字水平，则文章有值得采纳的地方；用公开试用的方式来衡量功绩，则治理过程中有特殊显著的事迹。很有知识分子气质，我十分喜欢。"开始重新执行西汉时丞相的惯例，用四科来选人。(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而建立制度，惯例是在丞相府，现在又重新执行该制度。第一科人选补充任西曹、南閤、祭酒官，第二科补任议曹，第三科补任四辞八奏，第四科补任贼决。)凡推荐官员，先以实际职务试用，（试得好）才可以占用选拔的名额。对于德行不同于常人，不应该试用实际职务的，在其他状中写明；推荐不合适的人以及不推荐的官员，定罪。

　　旧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二人，和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司徒丁鸿、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杂错，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又制："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一人。"(推校当时户口，一岁所贡不过二百馀人。)

　　以前的制度规定，大郡人口五六十万推荐孝廉二人，小郡人口二十万并且有蛮夷居住的也推荐二人，汉和帝认为不公平，发给公卿一起讨论。司徒丁鸿、司空刘方建议说："但凡按人口计算的推荐科目，应该有阶品的区别，蛮夷和汉人住在一起，不得计入人口数。从今以后郡国都是二十万人口每年推荐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的二年推一人；不满十万的三岁推一人。"汉和帝同意了。又规定："在边境上的郡人口十万以上，每年推荐孝廉一人；不满十万的，二年推荐一人；五万以下的，三年推荐一人。"(据此推演核对当时的户口，一年推荐上来的孝廉不过二百余人。)

　　安帝永初二年，诏："王国官属墨绶下至郎、谒者，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

　　汉安帝永初二年，下诏说："诸侯王国正式任命的官吏，下至郎、谒者级别的，只要是熟悉经书可以担任博士，或在乡里居住有廉洁清正孝顺名声的，或才干可以担任管理人民的，诸侯国傅相每年列出姓名，与上计吏一起上报尚书，政府发公文统一征调，让他可以补任外地的官员。"

小吏杂议：

　　汉朝选人制度从设计上看是花了不少心思的，但里有一个根本性的理论矛盾：

　　一方面，汉代在官僚体系上奉行因事择人的理论，当官是要干活的，不管官多大都叫吏，职位与工作任务都有对应，除了郎吏这种后备干部性质的职位（而且没工资），公卿百官表里每个职位都给出了具体职三定方案，强调每个岗位的政务管理职能。东汉时为了政治需要，把最高端的三公虚化了，但中下级官职中依旧保持这一传统。选人时，高官被罢退时，直接免职，不会给也没有什么非领导职务，起复时直接任用。官员任命时也是补足所缺职数，如果没有缺职，对不起，只能再等等或者换别的岗位。

　　另一方面，推举干部时则是因人择人，只给出笼统模糊的道德标准，没有针对岗位能力提出要求。好处是中央有一定的好干部储备，且具有很强的指挥棒效应，对于崇尚核心价值观、教化流俗作用很大。坏处是推荐上来的干部，很容易变成因人划线，因为对“能”没要求，对“德”很难考察。推荐者权利过大过随意的毛病无法避免。

　　其中区别，让我用高考和公务员国考进行类比。国考是按照岗位报名的，要想录用只要PK掉报考该岗位的其他人，这是以岗择人；高考是一个省排一个大次序，再按名次由不同档次的高校挑选进入的生源，这是以人择人。当然还有一种叫因人设岗，就是我非要提拔这个人，实在没位置就造一个官位让他当，这种自然是理论上所批判的。

　　这个矛盾后来一直也无法解决，到唐朝只能把入仕和铨选分开，前者获得当官资格，以人选人；后者获得官职升迁，以岗选人。东汉时这两个概念并没有区分开，只能继续给制度打补丁。比如授试以职，就是搞试用期，测试官员的实际政务能力；比如强调能力标准，并且以具体官位为参照；再比如后面搞的测试理论功底和政务能力的考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