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七岁那年，兄弟抛下三岁的儿子走了。晌午还一起吃糊汤，打赌今年的麦子能多收五斗，半夜就断了气。我成了家里唯一的“男人” ，母亲的指甲深深地嵌进我肉里，问我为什么她不去死。我说，咱们命硬，能克死人，被克死的人早早入了天堂，他们的罪都由咱们来受，
母亲背着我，拿我的生辰八字绑上我常用的木梳，沉到那口深井里。我知道，她期望我找个搭伴过日子的。在教友里选了一个老韩，憨厚、能干，只是个子还没我高。只在耶稣面前办了个磕头和摁着经书宣誓的仪式，就在一起了。
四年未见儿子，第一次回来，欢呼着朝我扑来，近前才发现老韩，脸上的喜悦凝固住了。从我手里挣脱的那只手，砸烂了送我的收音机。我眼前一黑，晕过去了。假正经的大嫂子在背后一边戳我脊梁骨，一边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虚伪的弟媳妇背地里嫌我不干净，当面拣中听的话，“哄”我挑担、扛柴。我把这些印象一一捏碎，儿子手里拿着礼教大防的刀，把我劈成两半，一半属于那个死人，一半属于老韩。
儿子勉强待了半年，把大女儿一起带到山外打工。我没有追，只是默默地把东西收拾好，感觉那人还未死，我终生也摆脱不了他。那么傻的人，第一次吃方便面，干嚼完面团，随手把调料包一起倒入嘴里，咸得满车站找水喝。常年在矿山井下干活，得了矽肺病，死的时候已经不成人样，突然安静下来，不再像搁浅的鱼拼命的呼吸。
日子渐渐有些起色，儿子嫌我，却不嫌我给的人民币。兄弟媳妇虽然是个哑巴，但是心里明白，在侄子五岁时改嫁了。母亲托我照看上学的侄子，每周做些干粮送他去寄宿学校。他家三个十几岁的孩子都出去打工了，我们俩一起种两家的地。割完麦，趁着夜色，再去五十里外的那个家里张罗碾场。萤火虫像鬼火一样跟着我，我把当做灯笼。凉风里，我又回到苞谷地里，不再像当初那么怯懦。
儿子二十大几了，没有结婚成家的意思，我很心急。儿子似乎抓住了我的忧愁，对我说，他看上了老韩刚订婚的侄女霞娃子。这逼得我，不得不在他和老韩之间做个选择，借机报复我的改嫁。我无助地来到深井边，井水里怎么也照不出来我的脸来。那个女人突然伸手拉住我的腿，我推倒了井旁矮墙，填了它。
我把霞娃子请到家里帮忙穿烟叶上竿，让儿子给她放五光十色的VCD，港片让不苟言笑的脸泛起了笑涡。我知道灯红酒绿的山外，在她心里植下来了种子，很快就送她回家。当她再次跟着老韩来时，我送了些山里不常见的口红，她已被去过山外的儿子迷得五迷三道的。见时机成熟，背着老韩，把她从家里带到阳地镇，交到儿子手上。我没敢看她的眼睛，怕见到二十多年前的自己。
剪掉了老韩最喜欢、我也引以为傲的长头发，换了一个军用水壶，老韩不肯背着出门躲风头。我一个人对着水壶，闭门不出，等着那家的报复。我已不怕了，当家绑架我的侄子们都当上了乡长、储蓄所所长和各种类型的头头脑脑，见我还得叫声婶婶，我现在是阮家人了。半个月过后，风声平了，老韩回来，头发花白，步履蹒跚。
老韩在老家丢尽了脸，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五年后默默死去，我看到一轮血色的月亮，从新坟丘上升起。
我再也没有遇上老韩这样好的人了。第三任丈夫与儿子一起在西安工地干活儿，摔了个半身不遂。儿子卷走二十几万的赔偿，我把他伺候得渐渐能够生活自理，就把快八十岁岁的母亲接到身边一起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