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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
王莽没有资本去追逐声色犬马，面对亲戚的声势赫赫，反观自己的默默无闻，他的心态不可能不受触动，志向的种子也可能在此时播下。同时，当王氏家族成为灾异的众矢之的，王莽也应会领悟到，尽管皇帝、外戚掌握着世俗的巨大权力，但人人畏惧天命，皇帝也害怕灾异，那就说明世俗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威。而在当时，儒学就是这一权威的代言者。
长安城内，宫阙檐下，王氏家族的纨绔子弟里，王莽以一种另类的形象突然冒了出来：王氏子弟骄矜傲慢，不学无术，花天酒地，王莽却待人恭敬，勤学刻苦，修身严格；王氏子弟竞逐豪奢，声色犬马，王莽却特意头戴缁布所制的进贤冠，着禅衣，束革带，一副儒生打扮。仅此一点，王莽就从默默无闻变得引人注目起来。
王莽既学儒，又不去学儒家的“热门专业”，格调一下子就上去了。渐渐地，他成了一个既具有外戚身份，又是儒生，还不沽名钓誉的人，就像启蒙运动时期的孔多塞侯爵或是孟德斯鸠男爵，既是贵族，又是启蒙哲学家，有种“违和感”，也就格外引人注意。
安抚了王氏家族，汉成帝在永始元年六月正式立赵飞燕为皇后，进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为昭仪，大赦天下，舆论为之哗然。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想起春天的那四条大鱼，但没人将大鱼和王莽联系在一起。灾异，渐渐从王氏家族转到赵氏家族。
一场风云变幻，王莽扫除了王立和淳于长两个潜在的竞争者，成为硕果仅存的大司马人选。王根很快辞职，并推荐王莽代替自己。王莽从侍中、骑都尉、光禄大夫的职位，一跃而接任大司马之职，时年三十八岁，在当时属于中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从王氏家族整体利益来看，第二代顺利接棒，走到了历史前台。
王莽面临的政事十分棘手：国家虽然承平日久，社会财富有了空前积累，但人口也随之增长。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每逢天灾，必有流民；社会经济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朝廷的税收并没有因此增加很多，迫切需要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祭祀方面更是复杂，朝廷连汉家宗庙该建在哪里，怎么祭祀，祭祀谁，哪些先帝可以“毁庙”（停止祭祀的意思），都还一塌糊涂。其他各类大小问题更是多如牛毛。
尽管“绥和”还是汉成帝的旧年号，但汉朝有了新的皇帝。如前所述，刘欣是西汉末期极有想法的一位皇帝，他是藩王出身，对地方情形相对熟悉。他在长安缺乏根基，因而对皇权也更敏感。西汉自宣、元以来，祥瑞与灾异迭现，关于汉德已衰、汉帝让贤的谣言时而出现，儒生们虽然倡言改制，但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本身就是谣言的土壤，因此刘欣可能对儒学颇为警惕，对元帝、成帝笃信儒学不以为然。此外，当皇太子期间，他也初步聚集了一批身边人，清楚了中央朝廷的权力运作，对汉成帝不问政事的荒淫做派看在眼里。
冯太后一案对刘欣的前期执政造成了恶劣影响，朝廷内外都很同情冯太后，越来越多的人厌恶傅氏家族。这段时期发生的灾异，多数会被大家解读为傅氏家族的擅权和强势。王氏家族基本上不再被看作灾异来源了。
外戚也好，大臣也好，诸侯王也好，都不要想着当权臣。很快，刘欣又发现了董贤，将他快速提升为大司马，董贤的不孚众望恰恰意味着大司马的权势已经衰微，犹如皇帝的玩物，皇权占据了上风。
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无法通过皇权来消弭。自从他即位以来，天下仍然灾异频现，地震、水灾不断，朝野要求按照儒家改制以消除灾异的呼声越来越高。
引起刘欣警惕的是建平四年（公元前 3 年）的一次灾异。与那些常见的天地异象不同，这次灾异是帝国民众的大规模流动。这年正月，从关东地区开始，平民们开始相互传递一种叫作“行诏筹”的东西，这玩意儿用木片、竹竿之类制作，传递的人你给我，我给你，多的时候仅仅在路上就能聚起千人，集体迷狂里，有的披头散发，有的赤脚暴走，有的驾车狂奔，居然遍及二十六个郡国。这种传递诏筹的行为，有点像 20 世纪 90 年代颇流行的“连锁信”，一封信抄录若干份分发出去，每一封都要求收到信的人再抄录分发若干份，照着做的会发生好事，否则就会遭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