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一生堪称完美。个性耿介高洁，为人所敬；仕途畅达善终，为人欣羡；诗文高绝当世，为人传扬。方方面面都尽如人意者，放眼整个唐朝，实在是没几个诗人可以做到，即便是盛唐那些颇负盛名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者，人生也有许多的蹉跎蹭蹬。而身处中晚唐这个并不平静的历史阶段，白居易竟能“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实在是个极具智慧的人。
白居易的成就不是凭空就得来的，首先他有远超常人的勤奋。白居易的出身并不高贵，但也属于官宦世家。祖父曾做过县令，父亲也做过县令，终于襄州別驾。故白居易青少时虽经战乱，但家庭条件总体尚可。白居易敏悟绝人，天赋极高，而且非常勤奋，刻苦读书。为了博取功名，白居易夜以继日，手捧口诵，乃至于手因书写而起茧，口因诵读而生疮，年纪轻轻就已满头华发。在二十九岁那年，他终于一举考中进士，在后来朝廷一系列的选拔考试中，他又一路凯旋，像书判拔萃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只要有选用考试，白居易必名列其中，可以说是逢考必中。所以他是文官系统中优中选优的人才。考中进士后，他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这让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国家藏书，他大量阅读，积累深厚。而且爱书好写成为他的终生爱好和习惯。后来他自己家也建有藏书楼，名曰“池北书库”，楼中藏书颇丰。曾作《池上篇》，自言“有栗千斗，书一车”。
白居易早期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有家国情怀，秉持“达则见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立志求取功名，做个青史留名的好官。加上他本就正直爽朗，胸怀磊落。所以为官一生，倒是为国为民做了不少好事，尽到了一个官员应尽的职责，而且在凶险多变的官场，他的为人处世方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人格并未出现异化，依然保持了本性真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官宦生涯大致分为早期后期和过渡期三个时期。进士及第后，白居易顺利进入官场，又通过屡次的选拔考试，白居易被授予翰林学士，后升左拾遗，累迁至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些职位官衔不高，但都很重要，特别是拾遗和赞善大夫，都是靠近皇帝太子的言官，经常参与朝廷大事，为之建言献策。
在拾遗的位置上，白居易曾提出了十几条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比如尽免江、淮两赋，给宫人以自由，释放屡赦不免的囚徒等。得到唐宪宗的认可并予以实施。唐宪宗是个颇有作为的皇帝，也喜好诗文，对白居易很是欣赏，屡次拔擢。在白居易左拾遗任满考察合格后，唐宪宗甚至考虑到他家境清贫，而让他自选一个待遇很好的位置。对他可谓高看厚爱。白居易对于唐宪宗的知遇之恩，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勉辅政予以报答。因此他频繁上书，而且写了大量的乐府诗，讽刺现实揭露黑暗，希望劝谕权要，蔽补时政。但却得罪了不少当朝政要。而且他当面直陈的硬朗作风让唐宪宗都大为光火。有一次他和唐宪宗因为意见相左发生了争执，白居易竟然当面指出唐宪宗的错误。让唐宪宗很是不快，向宰相李绛抱怨说，白居易这小子是朕提拔起来的，现在竟然敢无礼顶撞于我，真是不识好歹。幸好李绛帮白居易说了不少好话，唐宪宗才转怒为喜，对他依然欣赏信任。
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性直心急的白居易立即上表提出严缉凶手。有些权要早就对他心怀不满，立即责之越职言事。有人跟着落井下石，对他极尽诽谤之能事，说他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白居易却写有“赏花”及“新井”等相关内容的诗，有害名教。他们以此为由将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江州一去三年，虽然只是白居易前后期为官之过度，但对他的思想影响极大。早期的“兼善”思想开始淡化，“独善”的观念逐渐占据主要。他说自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佛道思想于此滋长。
其实白居易一生仅此一次贬谪，而且从官衔上看，并未降级，贬谪之地江州也算不上偏远。以前为官，大家都希望留在京城，只要人在朝廷，升迁的机会就比较多。白居易从朝廷核心岗位贬到江州地方，而且司马一职是个典型的闲职，他当然很是失望。但在这里，他不仅饱览了江流胜景，还创作了著名的《琵琶行》，虽然诗中情意凄切，心中落寞，但事实上他的际遇并不能算惨烈。很快，他就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升迁为忠州刺史，忠州地方是偏僻了些，但毕竟是做一把手，更加自由畅快。在那儿他只呆了一年，就被召回京城长安，从此开始了他飞黄腾达的官场生涯。
自48岁起，白居易就屡获拔擢。当时的皇帝是唐穆宗，对白居易很是赏识，先是给了他个尚书司门员外郎，然后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接着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中书舍人，三年之间，数易其岗。说明穆宗对他非常重视。然而白居易经过江州之贬，早已通达官场之道，看到穆宗并无大志，朝廷不宜久留，立即请求到外地为官，于是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不到两年时间里，他干了不少民生大事。当时杭州有六口古井年久渐废，白居易组织进行了疏浚，解决了杭州人的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主持修堤通淤，蓄水灌溉，以防旱灾，并作《钱塘湖石记》，详记关于治水之方策。离任前，白居易捐了一笔官俸建立基金，以供继任公务周转，为后来者作出了很好的表率。结束杭州之任，白居易回到洛阳任职，不久被下放到苏州任刺史，在苏州虽只短短的一年，他也做了不少实事。开凿了一条长达七里的山塘河，西起虎丘东至阊门，并于河北修建道路，名唤“山塘街”，畅通了苏州的水陆交通。
俗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白居易幸运地做过苏杭两地的刺史，而且确实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自己也觉得在苏杭特别是杭州的生活很闲适惬意，经常和朋友们到西湖饮酒吟诗。他的《钱塘湖春行》最能说明他的心迹：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诗中之情意恬然，心绪欢欣。他的另一首诗《春题湖上》也表达了对西湖的热爱：
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早稻，青罗裙带展新蒲。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优游的日子过了几年后，白居易调回京城，先是任秘书监，接着转刑部侍郎，因病改授太子宾客分司，再任河南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并被封为冯翊县侯，70岁时以刑部尚书致仕。十几年间，屡屡升迁，以文人封侯，极为稀有。晚年白居易在洛阳度过，常与一帮朋友饮酒聚会，求道问佛。76岁时得善终。获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文”是一个文人去世后的最高荣誉。而且唐宣宗李忱还写诗悼念他：“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这是对他一生的极好概括。
纵观白居易宦海生涯，除了中途短暂地贬谪江州司马外，基本都是顺利畅达的，而且一路上行，至巅峰退休。荣寿皆全，名利双收，这在文人当中，是极为罕见的。最为可贵的是，毕生为官，他无改品性，为国利民。《新唐书》热情地赞美他“居易其贤哉！”为官做人，白居易无疑是成功的。但正如曹丕所言“荣寿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无穷也。”官做得再大再好，也只风光于中唐一时，不像诗文绝妙，可以流传后世。白居易被今人心中敬仰绝非只因做官做得好，更多地是因为他的诗文写得好。
白居易是唐代三大诗人之一，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在唐朝诗坛，他的地位举足轻重。白居易一生写过数千首诗。他自己将其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讽谕诗是“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或“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杂律诗是“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类诗中，他比较重视前两类。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
白居易的讽喻诗代表作有《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其中的《上阳白发人》《卖炭翁》《轻肥》最为有名。这些诗作在取材上主题专一，用事典型。在功能上讽刺现实，揭露弊端。在语言上通俗浅显，明白晓畅。一时朝野上下，皇宫内外，皆为传诵。一方面对当权者起到了讽喻警醒的作用，一方面也给白居易带来了不少不明不白的嫉恨。他后来的贬谪江州多拜此所赐。他的诗中数量最多而且最为清新喜人的是他的闲适诗。像《钱塘湖春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问刘十九》《大林寺桃花》《花非花》《忆江南》等，不仅语言平易，情意隽永，而且思虑深刻。很容易引起人的共情共鸣，是以直至今日，仍盛传不衰。这类诗易背便诵，比起那些讽喻诗更有生命力。像《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安静温暖，诗境美妙，读来令人神往，特别是在大雪纷飞，夜阑人静的北国，吟诵后更有邀友畅谈的冲动。再看他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虽是应试之作，却意味深长，自然流畅，浑然天成，成为“赋得体”中的绝唱。据唐张固《幽闲鼓吹》载，白居易少时入京，曾谒见当时文坛名宿顾况，投献的诗中即有此作。当初看到白居易的名字，顾况打趣道：“米价方贵，居亦弗易。”虽然拿米价贵生活不易说事，言外之意却是说京城不是那么好立足。及读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不禁大为嗟赏，赞叹道：“道得个语，居亦易矣。”于是广为延誉。可见白居易的这些富有情感和意境的诗篇不仅后人热爱，就是当时的名家也欣赏，甚至前后几任皇帝都是白居易的忠实粉丝。
有意思的是，白居易自以为“略之可也”的感伤诗，其艺术性似更为精深，流传性也更为广泛，千载之后，《长恨歌》和《琵琶行》依然大受欢迎。前者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诗中直陈唐玄宗重色误国，同时也歌颂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生死不渝。全诗剪裁精当，刻画入微，描绘生动，语言凝练。思想性强故事性强情感性强浪漫性强韵律性强，因为艺术精湛，故而传诵不绝。元白朴杂剧《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明吴世美传奇《惊鸿记》、清洪昇戏剧《长生殿》等，皆受其影响。
《琵琶行》是白居易的又一长篇力作。全诗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明线与暗线交相起伏，人物形象鲜明，情感波澜起伏，语言婉转优美。特别是对于琵琶弹奏的描写，绘声绘色，生动活泼，化虚为实，转无为有，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更是穿越古今，让人们产生情感共鸣。
白居易不仅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还与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积极倡导推动新乐府运动。提出以自创的新乐府题目咏写现实，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在他看来，“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如果诗歌是一棵果树的话，情就是根，言就是苗，花就是声，果就是义。这个比喻十分形象贴切，一语道破玄机。所以他认为，“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创作的步骤应该是首先注重韵律协调，言语顺畅，如此产生的美妙之声容易深入人心，然后同类者实现共情，情感相交才能寄寓大义远志。这确实是一种层层深入客观有效的创作方法，他自己就是按照这一创作逻辑进行展开的，所以他的诗歌声律和谐，文辞优美，情感沉郁，涵义深刻，却又浅显易懂，朗朗上口，便于诵读。
白居易的诗歌影响巨大而深远，他在自京城贬谪到江州的一路上，到处都能看到听到他自己的诗歌被题写被传唱被吟诵。“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甚至有妓女自豪地说，我能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哪能跟其他妓女相提并论，由此自高身价。诗人所到之处，人们纷纷欣羡地指着他说，这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其时周围很多邻国都争相传诵他的诗歌，甚至有人以百金求取他的真迹。历朝历代都对他的诗歌高度评价，唐宣宗亲自写诗予以揄扬。《新唐书》说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苏轼虽有“元轻白俗”的说法，但却常以白居易自比，“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并高度肯定“白公晚年诗极高妙。”连“东坡居士”之号也是源自白居易。因为白居易在忠州任刺史时曾在城东山坡种菜，并命其地名为“东坡”。元好问也感叹：“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袁宗道更是以“白苏斋”为斋名。
生前身后名，诗人中无有过白居易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