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刘庆孙在太傅府，于时人士多为所构，唯庾子嵩纵心事外，无迹可间。后以其性俭家富，说太傅令换千万，冀其有吝，于此可乘。太傅于众坐中问庾，庾时颓然已醉，帻堕几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两娑千万，随公所取。”于是乃服。后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谓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
译文：刘庆孙在司马越的太傅府任事，当时有很多士大夫都受到他的陷害，只有庾敳把心思放在世事之外，没有什么形迹可以被刘庆孙刺探的。后来因为庾敳生活俭朴而家道富裕，刘庆孙就劝说太傅司马越向庾敳借贷一千万钱，心里希望庾敳吝啬不借，就可以藉此下手害他。司马越乘许多人在坐时问庾敳，庾敳当时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头巾都掉在几上，正俯身低头去穿戴头巾。他听了司马越要借钱的话，从容地回答说：“下官家里应当还有两三千万，随太傅公的方便，随时可以去取。”这时，刘庆孙才折服了。后来有人向庾敳说起这件事，庾敳说：“真可以说是用小人的念头，去测度君子的心胸。”
拓展理解：刘庆孙：刘玙（《晋书》本传作 “刘舆”），字庆孙，西晋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人。刘琨兄。历官中书侍郎、颍川太守。后依附东海王司马越，为其谋主。
太傅：司马越，西晋宗室，字元超。司马懿弟馗之孙。封东海王。八王之乱，为太傅。太安二年（303），乘长沙王司马乂被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合攻时，袭俘乂送颙部杀之。次年，奉晋惠帝北伐成都王颖，兵败，奔还东海。及颖败奔长安，他以迎驾为名，西征长安，奉惠帝还洛阳。怀帝立，自为丞相，总揽朝政。永嘉四年（310）统兵与石勒战，死于军中。
庾子嵩：庾敳。他在时局动乱时，常静默无为。任东海王司马越太傅参军事，转军咨酒，在众多的谋士中，他常袖手。
纵心：放任其心。构：陷害。迹：形迹；迹象。间（jiàn）：侦伺；刺探。说（shuì）：劝说。换：借贷。颓然：醉貌。帻（zé）：包发的头巾。两娑千万：两三千万。娑，与 “三”音近，借为 “三”。
“以小人之虑”两句：语本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后词意变换，谓以歹心推测别人的好心。此庾敳讥讽刘玙。《晋书·庾敱传》：“越甚悦，因曰：‘不可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则是司马越语。度 （duó）：推测。
史上有评：庾敳是魏晋士人中少有的清醒者。西晋八王之乱，权力易主有如走马，社会秩序毫无规范可言。庾敳静默无为，纵酒佯狂、聚敛积实，并非出于名士的清高与任诞；而是值天下多故、机变屡起的时代，一种无奈的掩人耳目，和自我保护之举。他纵酒和贪财，其意在示人毫无政治野心，一种无奈的心理，正如阮嗣宗“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诗句所传达出的人生意绪。故事表面上呈现给世人的是庾敳的雅量，背后蕴涵的是悲剧时代中的生存智慧。
感悟：西晋末年八王之乱、诸王相争，太傅府中暗流涌动，小人依附权贵罗织朝臣罪名，稍有一点私心、软肋，便会引来灭身之祸。
当时士人自保分两种：一种是激烈反抗，极易招致打压；一种是刻意避世隐居，又会被视作消极避事、遭到猜忌。
庾敳走了中间的旷达之路：身在官场却不恋权，有家财却不吝惜，待人随性坦荡，不藏私欲、不逞刚直。
他那句“以小人之虑，度君子之心”，更是道破核心：小人凡事以利害得失衡量，而君子立身行事，不计较一时财物得失，不与人争短长，自然无懈可击。这种看淡外物、坦荡无求的气度，正是乱世之中保全自身、不被奸人裹挟的顶级智慧。
庾敳的智慧并非单纯圆滑隐忍，而是魏晋玄学“虚静超脱”思想的落地。他看淡名利财货，内心自有格局，不以外物为牵绊；对外不争不怒，不给他人留下攻击自己的理由。和同僚很多因逞口舌、争权势而遇害的名士对比，更能看出这份从容通透，在混乱失序的时代里，是难得的安身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