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第四章是二、三章的承续，杰姆逊在此主要解决的不再是文化当中的定义和概念问题，而是对具体的文化现象（包括文学作品）做出文化研究角度的分析，具体的分析方法，杰姆逊运用的是结构主义的方法。
在第一节“事件的幻觉.格雷马斯.鸲鹆”中，杰姆逊首先探讨的问题是结构主义的源起。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结构主义是从‘共时’这一概念开始的”，并进一步指出，如果故事都是一个共时的系统，那么讲股市就是要制造出一个事件的幻觉，即历时性的幻觉。另外，故事应当具有某种形式的封闭。在这样的前提下，结构主义能够对文学作品，特别是故事进行叙事分析。格雷马斯认为叙事中最基本的机制是“交换”，这种交换的基础是自然和文化的关系，文化即指一切文明，人类的一切，和自然相对。而文化的，即社会的和自然的关系就是结构主义认为一切故事的基础。在此分析上，格雷马斯归纳出“符号的矩形”，其是以二项对立为基础存在的。任何故事的源起都是为了解决一对矛盾，而由此派生出大量的新的逻辑可能性，而当所有的可能性都出现之后，故事就完成了。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抽象的理论，杰姆逊例举《聊斋志异》中《鸲鹆》一篇进行分析，认为这个故事的根本在于解决了非自然的文化和自然的文化之间的矛盾。
在第二节“画马.寓言性.语言本体论”中，杰姆逊以《聊斋志异》中的另一个故事《画马》为例，再次实践了格雷马斯的符号的矩形， 同时认为在两个故事中，金钱——即社会的表征——都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同时，《画马》解决的是占有和再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中的再生产主要是指货币再生产这种魔法般的现象，而且也和艺术复制有一定的联系。其后，杰姆逊暂时没有再纠缠于符号的矩形，而是转而研究作品的寓言性。他认为传统故事中的角色总是被认为体现着道德上的某种困境，即故事自身并没有用处，而只是一个更大的、寓言性的评注的一部分。而近代的西方小说则取消了这种寓言性，因为他们相信在历史性或单独的事件本身里便含有特别的价值，无需有另一种意义。这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正是西方现实主义小说的起源。罗兰.巴尔特和认为存在的现实和意义这二者是矛盾的。虽然如此，但是结构主义分析却回到了对作品寓言性的分析之上，只不过结构主义的“寓言”，与其说是道德层面的精神，不如说是追寻某种特定的思维模式，毕竟，根据萨丕尔的假设，语言在存在之前，决定了存在，而非存在决定语言。
在第三节中，杰姆逊引进了弗洛伊德关于梦的概念，并援引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认为神话和梦的相似点在于二者都是“愿望的满足”。那么康拉德的《吉姆爷》到底包含了何种愿望呢？通过符号的矩形可以发现，康拉德的《吉姆爷》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什么样的行动中包含着价值，即上文提到的行动和意义之间的矛盾。在第四节中，杰姆逊简单梳理了列维.斯特劳斯分析神话的主要方法后，又回到了《吉姆爷》，并最终把“行动——矛盾”的对立上升到了西方思维方式所固有的矛盾上来。这样，杰姆逊就把结构主义中的二项对立和意识形态问题结合到了一起，也为下文的论述提供了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