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当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卢德铭写下这封家书时，他一定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和他的瑞琴见面，完成一再推迟的婚约。而收到这封信后的颜家则是一片喜庆忙碌，要为女儿准备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

1916年，刚满8岁的瑞琴就和大她3岁的卢德铭定下“娃娃亲”。而自从1924年春天，19岁的卢德铭离开家乡远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后，在两年多的漫长思念里，颜瑞琴就只收到他的三封来信。他在信上说，由于北伐部队行踪不定，叫她暂时不要回信。一旦他安定下来，就请她到部队来完婚。

直到1927年6月，卢德铭出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团长，他给家里和颜瑞琴各寄了一封信。在给家里的信上说，希望大哥卢德丰前去参加革命，并将颜瑞琴护送到部队与他完婚。颜瑞琴收到信后，兴奋得几夜都睡不好觉，她盼望已久的好消息终于到来了，心里荡漾着无限憧憬和幸福。她连夜将衣物收拾妥当，天天盼着卢家通知她上路。

谁知，大哥卢德丰到重庆转了一大圈，回来后惊慌失措地说，现在外面兵荒马乱，到处是土匪溃兵，武汉根本去不得，还是写信叫小弟回来完婚吧……

颜瑞琴只好听候卢家的安排，等待上路去找未婚夫的那一天。谁知这一等，竟是漫长的五十多年。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收到卢德铭的任何消息。

在家乡日夜牵挂着卢德铭的不只是恋人，还有他的白发苍苍的亲娘。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共产党员的家属也受到牵连。卢德铭在一封家书中写道：“现因时局转变，为了不连累家庭，今后我暂时不寄家书。你们也不要来信，我没有钱寄回来。家中如果没有钱用，可将杨家的十几石租卖了。”这是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家书。这位堂堂国民革命军的团长，居然连贴补家用都无能为力。

而对于卢德铭的母亲来说，她从未想过儿子升官发财，只盼他能够平安归来。而自打收到那封最后的家书，一直到全国解放，卢德铭都杳无音讯。一年年漫长的等待，老母亲意识到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儿子可能早已不在人间了。

在家乡倚门盼归的亲人们并不知道，卢德铭早已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几十年后，毛泽东还高度评价“德铭同志为革命保留了火种，他是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今天，在江西芦溪县卢德铭烈士陵园，卢德铭南征北战之余写给家人的一封封“行军书”，终于以撼人心魄的方式重现在世人面前，既彰显着这位革命者的坚定信念和赤子情怀，也表达出对亲人的思念和亲情的渴望，读来依然让人为之动容。

孙中山特批入黄埔

1905年，卢德铭出生于四川自贡一个远近闻名的富家大户。就读成都公学期间，他渐渐萌生了从戎报国的念头。1924年初，他决意报考黄埔军校，经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广州。但赶到时，考期已过，黄埔第二期学生队已经开学了。卢德铭提出补考插队，被校方拒绝了。

卢德铭几经努力，又找到川籍同乡、老同盟会员谢惠生、卢思谛，在两位老乡的引见下，终于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卢德铭急切地说道：“我立志投笔从戎，学军事以报效国家。不想考期过了，所以我才来求见先生，请先生出题考我！”孙中山沉吟片刻，说道：“那好，我就来考考你。”孙中山在公文笺上写下试题——“当今国民革命之首要任务”。卢德铭接过题，略一沉思，便提起笔来，将平常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变成了一行行激情飞扬的文字。孙中山看完卢德铭的文章，不但字写得好，而且观点鲜明，有理有据，满纸激情涌动，一片忧国之心至诚。他毫不犹豫提笔给黄埔军校写了一纸推荐信，递给卢德铭，语重心长地说道：“希望你言行一致，报效革命！”

1924年4月8日，卢德铭如愿以偿，被分到黄埔军校二期辎重兵队插队学习。卢德铭刻苦学习，政治、军事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军校政治生活他也积极参加，尤其擅长登台演讲，成为令同学们刮目相看的优秀学员。孙中山来校视察时，蒋介石特意介绍了卢德铭的表现。在一旁陪同视察的军校教育长何应钦也插话道：“这个卢德铭，文武兼备，将来会是一个将才！”孙中山听了非常满意，高兴地说：“革命需要大批有为青年。今后，全校学生要以卢德铭为楷模。”孙中山对卢德铭的赞许，一时在军校传为美谈。

黄埔军校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也注意到了卢德铭的优秀表现。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特别喜欢阳光向上、才思敏捷的卢德铭，经常找他谈心，分析国内外形势，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在周恩来循循善诱的引导下，卢德铭革命觉悟提高很快，勇敢地参加到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来，并于入校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2月，广州军阀陈炯明叛变。在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中，卢德铭担任学生军侦探长，带领六十余名学生军参战。他机智勇敢，多次化装潜入敌营侦察敌情，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等情报，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

1926年夏，由国共两党合作组建的国民革命军，开始了旨在消灭军阀的北伐战争。由中共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奉命集结于广东肇庆，作为北伐军先遣队待命出征，卢德铭奉调到该团二营四连任连长。

北伐军所到之处，如秋风扫落叶，让敌人胆战心惊。独立团屡战屡捷，进展迅速。吴佩孚退到武汉，妄图利用武昌城坚固的防御工事全力死守。攻打武昌的任务变得特别艰巨，这里不但有坚固的城墙和防御工事，更有重兵防守，敌人妄图作困兽犹斗的垂死挣扎。

9月3日和5日，北伐军先后两次发动极为猛烈的进攻，但由于城池坚固，防御重重，加之手持重武器的敌人以死相拼，攻城未克。眼见自己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卢德铭心急如焚，痛苦万分，不能再这样僵持下去了，否则还不知有多少同志牺牲。在他和越来越多支持者的提议下，北伐军调整策略，改硬攻为长期围困，逼敌弹尽粮绝，使其内部分化瓦解，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连续大半个月，北伐军并不攻城，守敌渐生恐慌。10月1日早晨，敌军派出一支2000多人的敢死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突然从通湘门和楚望门冲出城来，抢走了铁甲车，妄图杀开一条突围血路，情况十分危急。在此关键时刻，卢德铭带领全营官兵奋勇反击，夺回铁甲车，堵死敌人突围的路口，配合各部队，激战约一小时，将敌人击退。敌人只得丢下一大片死尸退回城中。

10月10日，北伐军对武昌发起全线攻击。在经过近40天的攻围之后，北伐军终于拿下了武昌城，把不可一世、称霸中原多年的吴佩孚打垮了，最先攻进城的就是卢德铭所在的独立团二营。

为表彰卢德铭的卓越战功，团长叶挺将他唯一的一匹白马奖赏给卢德铭。这匹白马是叶挺最心爱的宝贝，除叶挺骑外，更是驮伤员、军饷及辎重物资的重要帮手。卢德铭虽然一再推辞谦让，叶挺仍然坚持把白马送给了他。

此后，叶挺独立团战功卓著，被两湖人民誉为“铁军”。卢德铭因指挥有方、作战勇敢，被升任二营营长。不久，北伐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编入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卢德铭升任该团参谋长，驻军武汉。第一次北伐宣告胜利结束。

铁骨柔情的“行军书”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的猛烈高涨，给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以致命打击。从东征到北伐，卢德铭踏着战火硝烟迅速成长。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征途上，他目睹了战区和后方民众对北伐军的热烈支持，深切地感受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也自豪地感受到革命的价值和意义。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一时期卢德铭寄回家中的一封封书信，就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缩影，以生动的笔触记载了一位革命先锋的心路历程。1926年10月攻克武昌城后，他在给家人的“行军书”中感慨地说：“我们终于打进武昌城。由于我们作战英勇，两湖人民给我们一个光荣的称号——铁军。我们这次北伐，有这样的顺利进军，全靠群众的支持。自广州出发以来，沿途都有老百姓给我们做向导，并主动给我们搬运子弹等辎重。”

这位重情尚义的热血青年，目睹无数战友血洒边疆，尽忠报国，他的心灵时刻经受着冲击和洗礼。尤其是在进攻武昌城的战斗中，叶挺独立团的共产党员、营长曹渊壮烈牺牲时的鲜血，就洒在他的身上，带给他巨大的感情冲击。在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中，他以极度悲痛的笔触写道：“这场战役歼灭很多敌人，但是我们的伤亡也不少。我们的营长曹渊同志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当他受了重伤时，我去扶着他，他向我说，德铭同志，我已无救了，请你不要管我。为了革命，你带着同志们冲啊！”

卢德铭既是一位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将，也是一位感情丰富的真挚男子。在戎马征战的间隙，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家乡的亲人。在部队驻扎武昌南湖时，中秋佳节来临，卢德铭在家信中尽情抒发游子思乡之情。他在一封家书中直言：“我不是不怀念家庭，其实我也想念父母及兄嫂侄儿等。在梦中我曾发呓语，呼喊权一（卢德铭的大侄子）、少南（卢德铭的小侄子）。醒来时同志们笑我说，参谋长还在思乡呢！”

1927年6月，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即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中央军委聂荣臻约卢德铭谈话，传达了党的指示，调他任警卫团团长。卢德铭深知党组织争取来的这个职务十分不易，他全身心投入到组建武昌警卫团的工作。他利用团长身份，在团里大量安置中共党员。这个团共有四个营，有三个营长是中共党员，卢德铭先后安排宛希先、何挺颖、何长工等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左派在该团任各级干部，连排军官有一半由中共党员担任，使警卫团成了我党直接领导的部队。

1927年春夏，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数十万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鲜血，使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化茧为蝶的痛苦。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半壁河山，革命遭受严重挫折。这时，卢德铭写下家书：“因时局变化，为了不连累家庭，今后暂不再给家里写信。”他叮嘱家里也不要再写信来，从此卢德铭便消失在亲人们的视线里，再也没有家书寄回。

挥师南昌保“火种”

正当蒋汪两大集团大军云集、各自野心毕现欲大打出手之际，1927年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爆发了，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城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当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所辖部队，在张发奎的节制下已投到汪精卫门下，朱培德、唐生智部也完全为汪精卫所用。这些新军阀在汪的拉拢利诱下组成所谓“东征讨蒋”大军，分左右两路直逼蒋介石所在的南京。

卢德铭的警卫团属第二方面军建制，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卢德铭同时收到了两封密电，一封是张发奎从九江发来的，要他不待新兵到齐，立即率部乘船出发赶赴九江集结，加入东征作战部队；另一封则是南昌起义前敌委发来的，要他率警卫团火速前往南昌响应起义。

两条道路的抉择就摆在面前，一边可能是高官厚禄，一边则是刀山火海，到底该何去何从？卢德铭当即和团参谋长韩浚、团指导员辛焕文研究，决定响应南昌起义。他们不理睬张发奎的电报，立即带一、二、三营赶赴南昌参加起义。武昌警卫团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为中国革命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批火种。卢德铭以及他拉出来的革命队伍，和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三大起义都产生了联系，这种经历在中共早期的革命斗争史上十分罕见。

当卢德铭率部历经艰险赶到南昌附近的奉新县城后，才知道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已于8月3日撤走了，南昌又被张发奎部重兵占领。敌人的重兵已向警卫团扑来，卢德铭深知部队已处险境之中，必须及早撤离。卢德铭考虑到与南昌部队相隔太远，追赶不及，遂改变计划，向西进入湘鄂赣三省交界“三不管”的地方——修水、铜鼓一带活动，同时派人去找湖南省委请求下一步行动的指示。

南昌起义爆发6天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纠正和结束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这次会议后，湖南省委决定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进攻长沙，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暴动的领导机构。

在革命处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卢德铭总是坚信党的领导，从不动摇。经过几番波折后，党中央和湖北省委领导人向警予向他们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要他们协助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秋收起义的目标是夺取长沙建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就这样，卢德铭成了毛泽东最初的战友。在党内，他们的职务悬殊，毛泽东是党的高层领导，而22岁的卢德铭只是个普通党员，但毛泽东认为，卢德铭是党不可多得的军事将才，他们很快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秋收起义总指挥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的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生动勾勒了湖南秋收暴动的情景。1927年9月9日，长沙的铁路工人开始分头破坏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洲段的铁路。起义爆发后，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各团按预定计划攻击前进。就在这时，去武汉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卢德铭赶回部队，出任总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全体官兵颈系红领带，臂佩红袖章，高举工农革命军红旗，向预定目标奋勇前进。

11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劫走全部辎重，驻守长寿街的敌军也乘机发动攻击，第一团损失人枪各200余，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14日，第三团在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团虽于12日、16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但在国民党正规军优势兵力的反扑下几乎全部溃散，团长王兴亚下落不明。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锐减至1500余人，形势万分危急。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命令各部立即撤出战斗，退到浏阳东乡文家市集结。

1927年9月19日，各团余部接到命令，集结于文家市。此时，起义部队官兵仅余1000余人，官兵情绪极不稳定，思想波动较大，一些连营甚至团级干部也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毛泽东认识到了军心动摇问题的严重性，当晚就在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

夜幕降临，里仁学校被漆黑的夜色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当晚，由毛泽东主持，在里仁学校召开了由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在这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上，集中讨论了下一步部队进军方向问题，围绕部队是“进”还是“退”，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以及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提出了放弃攻打长沙、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计划。

毛泽东明确提出前往罗霄山脉中段的大山深处去休整部队，养精蓄锐。他打比方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就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显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脚站软了，就会倒下去。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师长余洒度和第三团团长苏先俊立即反对。毛泽东据理力争，一再提出退至大山深处。余洒度猛拍桌子，跳起来说：“一派胡言，你这是逃跑！”此言一出，会场内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面面相觑。

卢德铭怒不可遏，高声道：“放肆！毛委员是中央特派员，是代表党中央来领导我们的……”关键时刻，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他认为大敌当前，起义部队连浏阳都守不住，面对敌重兵去攻打长沙，部队会拼光的。退一万步说，就是打下了长沙也守不住，最后还是会把长沙丢了，这样的打法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没有意义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不应该拿鸡蛋去碰石头。

卢德铭郑重地说：“毛委员的意见，我完全赞成。现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打我们，这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如果我们再去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虽然是一个战略撤退，但有光明的前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向反动派展开更有力的进攻！”

由于卢德铭是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的意见对会议统一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少数怕不打长沙犯错误的同志听了毛泽东和卢德铭的意见，也打消了顾虑。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

1927年9月20日清晨，在里仁学校操场上，毛泽东向部队宣布南下命令。他满怀信心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毛泽东、卢德铭率领部队离开文家市，沿着罗霄山脉南下，向江西萍乡、莲花前进，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转移。历史会永远铭记，卢德铭在这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会议上立下了—大功劳。

而此时，朱培德部特务营和江西第四保安团已在距芦溪十余里地的山口岩一带设下埋伏，准备伏击起义部队。在漫山遍野晨雾轻裹的油茶和杂木林的掩护下，敌人的枪口对准了正在行军的起义部队。

战斗打响了。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清晨的沉静，满山硝烟弥漫，落叶纷飞。卢德铭见前队中了埋伏，迅速观察了一下周围地形后，大叫一声“一连跟我来！”一抖马缰，带着一连士兵就向路旁一个小山包冲去，并迅速抢占了山包，开枪压制敌人火力，掩护主力转移。

当大部队全部转移出去后，卢德铭又掩护其他人员撤退，以刀为鞭杀出重围，这时一发子弹击中卢德铭的左胸，卢德铭从马上坠落，战马亦身中数弹，卧躺在卢德铭身旁。卢德铭仿佛看到了革命军胜利的冲锋与呐喊，带着无尽的期望壮烈牺牲……

当得知卢德铭阵亡的噩耗，毛泽东悲痛万分，向着苍天喊道：“老天不公，还我卢德铭，还我总指挥！”暮色降临，秋风阵阵。毛泽东肃立良久，有人上前轻声说：“毛委员，该出发了。”毛泽东回过头问，“卢德铭同志的遗体找到没有？我要同他道个别。”有人回答：“没有找到。”毛泽东悲恸地低下头，和同志们一起朝卢德铭牺牲的方向，深深地行了三个鞠躬礼，向战友最后道别。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经过一路艰苦作战，10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一面军旗终于插上了井冈山，继而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最终燎原于整个神州大地。

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造了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的数个第一，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卢德铭的鲜血，洒在了通往井冈山的道路上。在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探索之路上，历史永远铭记他对革命与理想的赤胆忠诚，对使命与责任的敢于担当。

活在思念里的人

1978年，在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满头霜华的颜瑞琴，终于等来了又一个春天。

这年春季的一天，一辆军用吉普车将颜瑞琴接到了四川自贡市人民武装部。部领导拿出一张合影照片给颜瑞琴看，照片上站立着两排军人。颜瑞琴一眼就认出了前排右一的卢德铭，她激动地问：“卢德铭现在在哪里啊？”

这张照片是1925年9月16日，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时部分同学的合影。当调查组的同志告诉她，1927年9月25日，卢德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途中，在江西萍乡芦溪山口岩，为掩护毛主席和部队安全脱险，不幸中弹牺牲……没听对方把话说完，颜瑞琴老人竟当场晕了过去。她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苦苦期盼半个世纪，等来的竟是这样一个肝肠寸断的结果。老人为此大病了一场。

1983年9月23日，中共江西省萍乡市委、萍乡市人民政府在卢德铭的殉难地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杨得志题写的“卢德铭烈士纪念碑”八个大字。

颜瑞琴老人晚年的最大心愿，就是想到江西萍乡芦溪为卢德铭扫墓。但遗憾的是，由于路途遥远，老人年事已高，一直没能实现这个愿望。直到1982年，四川自贡烈士陵园卢德铭塑像落成之后，每年清明节，颜瑞琴都要去为卢德铭扫墓。

山风阵阵，野花芬芳。直到年过八旬时，颜瑞琴老人依然能独自登上高高的烈士陵园。那是因为1916年她和卢德铭订婚时，就听从他的劝告没有缠足。几十年来，那刻骨铭心的叮嘱一直回响在她的耳边。她遵守了诺言，而卢德铭却再没有回来，就连寄给她的三封信和两张照片，也在1939年日军对大后方的一次轰炸中被烧毁了。

每一次来到烈士陵园，颜瑞琴都会在卢德铭的塑像前肃立很久，恭敬地朝塑像三鞠躬，久久不肯离去。这座庄严的纪念碑独具风格，形似一双高耸入云的巨手，捧着圣洁的花环，伸向万里长空，献给远方的英烈忠魂。她并没有失去自己的恋人，他永远活在她的思念中，活在越来越多人的思念中。而活在思念中的人，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