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根隐蔽于体内的脐带曾经连着她和后来拳打脚踢急着出来大口呼吸氧气的生命。仅有土豆、白菜、高粱米还不能满足一个又一个小生命的索取，她只好动用刚好满足自身需求的养分，全部集中在那根脐带上，源源不断的输送给新的生命，等待那个小人形的降临。然后用十几个鸡蛋和一捧小米补偿供给小生命诞生而消耗得瘦弱的躯体。五个生命接连在她的体内孕育、出生，到了我母亲这里，那母体的养分大概被消耗的所剩无几，于是我的母亲从掐断脐带的那一刻，就注定拖着个娇弱的身体，成年后的身高也远远落后于她的兄、姐。
那时只有十七岁的我的姥姥还住在庄河临海的一个小村庄。同年，庄河闹了饥荒。姥姥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太姥爷，听外面回来的同乡说，在向北走的人们聚居的地方，土豆有饭碗那么大，吃的东西什么都有，准定够吃饱的。于是姥姥随着家人和同村的逃荒者来到这个土豆和碗一样大的村落。
那时的人们与外界联系极少，熟人社会里是没多少新奇的事可供人们茶余饭后唠扯的。突然听说村口来了个外地姑娘，长得俊俏可人，人群急着簇拥过来饱饱眼福。这里面有一个人悄悄的注视着我的姥姥，险些把姥姥整个人装进自己的眼眶。
后来这个人成为了我的姥爷，据说当时是这样的，姥爷托村里的长辈说媒，过程简单的如行云流水。不久，姥姥嫁给了姥爷。那时候一车木头板子就可以换个媳妇，而姥姥却连一根稻草都没换来，因为姥爷家里实在没什么可换的。新婚新在哪呢？大概是那套新被褥吧，新得在无数个新婚中传来传去。没几天，那套新被褥就被抱走了。事实上，那唯一的“新”是别人家借给姥爷的。新媳妇“骗”到家了，被子是要还回去的，然后不知道又传到哪家去，继续着它的的使命。
她就真的嫁给了他。当我还是个小姑娘时，发现姥姥爱姥爷，但她却不知道那就是年轻人口中所说的“爱情”。因为没读过多少书，认识的字也不多，她不知道那种在两性之间心灵上的牵肠挂肚落实到白纸上就变成了“爱情”，但是我们都发现了她那一系列的动作。夏天果子熟了，姥姥每次都用指甲剜出果子上的虫眼或是圆溜溜的腐烂的斑迹，然后咀嚼这些像火山石一样坑坑洼洼的果子。那些经过挑选出来的形体丰满圆润的果子，大抵分为两份，一份是给我们这些孩子吃的，一份是给姥爷留着的，吃完了就是吃完了，谁都别想惦记姥爷的。
姥姥过着神话里男耕女织般的生活，只是看起来比神话故事里寒酸的多。一家八九口人，十几套棉衣，二十几双鞋子……姥姥的手工代替了工厂里的流水线，那些零散的布和线在双手的“撮合”下变成了衣、变成了鞋。
女织，姥姥已经全部承担了，男耕，也承担了大半。姥爷自从做了村里的小干部，家里的事顾及的就少了，一开始顾及的少，以后眼睛里也是会忽略那些本需要他顾及的家务事。她常常带着两个孩子在地里干农活，一个在背上睡着，一个在肚子里小憩。从姥姥十八岁做了新嫁娘以后，就默默承担着一切，一切都仿佛成为了她的义务，而不是贡献。于是，她所做的又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没有人去分担。
脱离母体的五个生命终于长大了，也在继续创造着新生命。一场打工潮将这些年轻力壮的大人卷进城市，那些脱离他们，独成一体的小生命交付给了姥姥。等到我们长大了，也想着把未来的小生命交给姥姥照看时，发现她突然就老了。不，也许这并不突然，其实她早就老了，只是所有人都误认为她还年轻罢了。直到有一天，她躺在病床上起不来了，连呼吸都要依赖机器协助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四十五岁就一头银发的她早就老了。不是她突然老的，而是我们明白的太突然，也太迟了。
病床上的姥姥只剩下六十多斤，如果将她弯曲接近九十度角的背拉直了，还是有一米六的高度。我记忆中的姥姥一直很瘦很瘦，瘦到了极限，腿肚上总是垂下那么一小条松弛的肉，姥姥去地里捡苞米、挖野菜，一麻袋一麻袋的往家里拖、背，那发力的绝不是肌肉，而是甘于苦难的顺从和勤劳，那仅剩下的一条肉还不足以让人们怜悯她。
见到病床上的姥姥，我的心脏像是被狠狠的踢了一下，因为她瘦到了极限以下，不仅能看到血管的走向，也能看到骨骼的纹路。粗大的膝关节，一条条清晰可见的肋骨。枯黄的皮肤包裹着一副撑起这个家的骨架，那骨架跟实验室里的模型一样，似乎可以看清每一块骨头，叫出它的名字。
很多年前，姥姥患上了肺结核，这种病一直驻扎在姥姥的体内，每逢感冒高发季节，它就会出来扫荡一番，然后将姥姥的肺叶扫射的千疮百孔，这残缺不全的肺成了氧气与二氧化碳的中转站，维持着她的生命，也维持着这个大家庭的运转。
看到她九十度的背和棱角分明的骨架，我突然明白，这一家人，也包括我在内，都在吃姥姥的肉，喝姥姥的血，把她的身躯消耗到仅剩下五六十斤，消耗到再也无法继续盘剥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