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从故乡萧山转学去上海读初中。第一天舅舅带我去学校报到后，留下我在教室内，看到班里四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看，使得我脸红红的心里直发毛。
几个自大排外的同学怪声向我问道；“阿乡，侬啥地方来咯？”“萧山。”“萧山来勒啥地方？”“伢夯啷头离绍兴勿远。”我话音刚落，教室里“哗”地一声哄堂喧笑了起来。我的萧山话引爆了众人的笑点。这笑声让我感受到一种大城市人看不起外地人的歧视。
下课后，有几个同学把我围了起来，其中就有班长郭建民（那时候称排长）他身材瘦削，鼻梁夹着近视眼镜，讲话带着笑容。他对大家说：“嫑欺负新同学，阿拉大家的祖宗都是外地人。”这话让我对他瞬间产生一种亲近感。那天放学后，我还得知，他家离我住的外婆家不远，都在宛平路上，相距也就五、六百米的路。
此后，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使我们俩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在后来的三年半学期里，凡是去上学的日子，他每天都会在早晨和下午来我外婆家楼下，一声接一声地大声呼唤我去学校。时间久了，邻里隔壁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四只眼”的同学。
郭建民的父亲是救落水人溺亡的烈士。烈士助人为乐的基因也遗传给了后代。郭建民虽长相文弱，但这并不影响他乐于助人的热心肠。他在班里很有威信，同学们都愿意接近他。我就更不用说了，对他称得上是崇拜了。在我眼里，他思想进步，热情大方，处事公正，怎么看都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优秀的领导人物。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次学校组织进行校内外的义务劳动，他都是积极带头参加，处处体现出班干部的表率作用。那年我们在学校防空洞工地上参加劳动，他不慎随装满砖块的小车一起掉进了四米多深的土坑里。当大家把昏迷中的他抬上来准备急送医院时，他醒了过来却坚持要继续参加劳动。当然大家不会同意他的坚持。
在由我负责陪送他回家的路上，我由衷地对他表示：“建民，侬个命牢大哦，假如砖头车压勒侬身上，侬死塌唻。”，他听了说，他不怕苦也不怕死，那脸上的表情不禁让我想起了《红岩》里的烈士人物许云峰和江姐。我对他的崇拜简直是五体投地了。
岁月如梭，转眼间，三年半的初中时期过去了，我们各自踏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他进了上海工美公司的一家工厂工作，我则回到了故乡萧山进了一家鞋厂工作。在头几年我们之间还有书信来往，之后就渐渐失去了联系。一晃几十年就这样飞速地消逝了。
当我俩再次见面的时候，大家都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岁月在各自的身上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我不清楚自己给郭建民的印象是怎样的？但他给我印象可以用“惊讶”来形容。可以说，假若我俩在大街上邂逅，我绝对不会相认他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好朋友郭建民。
这不仅是指他的外表完全变了样。如今他少年时一头浓密的黑发只留下了一小簇逗号似的稀疏余发在顶上，其余均已不见。原先瘦削的身材和脸庞已明显发福，鼻梁上架着名牌的金丝眼镜，身着笔挺的西装显得踌躇满志。尤其是他的言谈举止，无不显示出一种得志人居高临下的气场，让我无法将他跟少年时期的郭建民联系起来。
从他的言谈中，我知晓他如今已是政府部门里的处级干部了，在上海浦东某幢干部楼里拥有一套一百多平米的住房，家有三辆小车等等......我默默听着，心中五味杂陈。那个曾经简单快乐、心怀梦想的清纯少年，如今似乎已被官场的规则与名利所裹挟。他的话语中，多了世俗的客套与算计，少了那份年少时的真诚与热情。
在近两个小时的言谈中，他似乎时刻都在有意无意地提醒我，留意他的身份与地位，他似乎希望以此来证明自己如今的成功和价值。他这种刻意的话语，让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
那一刻，我深深地意识到，几十年的岁月不仅带走了我们俩的青春，也悄然改变了我们俩的心境。或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每个人都在岁月中逐渐改变。有的人依旧坚守着初心，有的人则被世俗所染。
我能理解郭建民，也尊重他的选择，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依然怀念那个曾经和我一起迎着朝阳笑谈着走在上学路上，在绚烂的晚霞中分享彼此梦想的纯真少年。分别时我们俩约定以后常联系。但我知道，有些美好的东西一旦失去了，就再也无法找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