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妈有两个妈妈，也就是我有两个外婆，很小时候我就知道，因为我可以拿两份压岁钱，虽然只是过一下我的手，但压岁钱的红一直印在我手上，那时候压岁钱只有红色，很红很红，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染红，红白喜事，娶妻生娃，升学乔迁。
阿妈不信神，但见庙就拜，只求平安，平时不祭香，心不安就去问“表姐”，此“表姐”是我们镇附近的很多人的“表姐”，非亲非故，善占卜问鬼神，很是灵验，小时候阿妈带我去过一次，“表姐”的屋舍在去圩镇的路上，路边独栋双层红房，很易认，印象最深的当属“表姐”家的对联“知阴阳晓八卦，识天文明地理，一支签的事；可破财能消灾，积功德改天命，几文钱而已”，阿妈为了我家求了多少支签，花了多少文钱，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家事挺多的。特别是我，家里老幺，我前面还有俩，在那个年代我属于“超生”，不知道阿妈觉不觉得我多余，但是国家的的确确认为我是多余的，罚了我家一千两百块，那是八零年代末，九零年代初，我还没钱的概念，听阿哥说很多，因为阿爸跟阿妈带着我们三个借遍邻里亲戚。我懂事好多年，阿爸阿妈还在还。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农忙记忆是缺失的，村里小伙伴都在帮农活的时候，我们家三个是可以在田里撒野的，童年记忆里虽有农田，低首却只是田间溪水，鱼儿畅游，水花腥草；抬头却是燕子滑翔，蓝天无垠，白云飘荡。田间无数倒影来回穿梭，日出日落，农人插秧，水牛耕田，这一切在我眼中只是一幅画，而我们三个好像只是画外人。懂事后才知道是阿妈能干，不愿给我们吃苦，常说“我家三个孩子不是农民的手，是读书的手，读书的手脏不得”每次农忙时节，就把我们放在田埂上，拿个“油纸”给支一个三角帐篷，我们就坐着，看阿妈在画中劳动。我才知道我的农忙记忆是阿妈拿走的。
听阿哥说是我来我家后，我家境况才好点，不知是安慰还是称赞。以前阿爸常外出，家里就阿妈一个人带我们，每次去耕地都带着我们三个，阿公阿婆说儿孙太多，照顾不过来，也就谁都没有帮带。阿爸年轻时候向往江湖，学过功夫，以前常到邻里村去找人切磋，经常把人打伤，虽然没有人找过阿公赔医药费，但阿公就是不待见这个三儿子，顺便也就把阿妈不待见。阿妈很坚强，没有怪谁，多年后跟我们说：“当时也没多想，就是想把这个家撑起来”
阿爸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转的性，跟一个烧窑师傅学起了烧窑。学徒钱少，阿妈那时候为了帮补家用，在走街窜巷的年纪，阿妈不得不走起南，闯起北，那还不是一个很开明的时代，女虽不织但地不能荒，阿妈也就在忙完田地之余，就骑着家里的二四铃到附近村里帮人收起木薯。
木薯是我们时代的代名词，那时候木薯有时候代表农活，有时候代表无聊，有时候代表财富，最恐怖的莫过于有时候代表我们的暑假。那时候的木薯猖狂至极，在我家地里，邻居地里，亲戚地里肆意生长，无孔不入。小学的教室，操场，路边都是他们的尸体，横七竖八，空气中全是他们的味道。
“收木薯，收木薯，谁家有木薯”阿妈拿着一个算盘，一杆秤，一辆自行车，一家一户的叫，阿妈属小门小户，一般也只能收些零碎的木薯，如运气好，遇到好商量的卖家，阿妈就能收个整的，但是自行车拉不动，只能放在路边，天不黑，就在原地定点继续收，这时候阿妈得搞来一个小磅，用大一点的油纸搭一个大的帐篷，这样小小的木薯站就开了起来，渐渐地小回收站里就堆起来了一座小山，阿妈也越来越开心，算盘声响得甚欢，天色渐黑，阿妈就去附近借了个煤油灯，想继续收。谁料阿公阿婆托大伯带话给阿妈“妇道人家，家里孩子都呱呱叫了，还不回家”。阿妈不得不收起本子，叫大伯帮看着，阿妈骑着车往家的方向赶。煮好饭后，阿妈就又把我们三跟饭一起带去回收站。那晚我们三个是在算盘的“当当”声中入得睡，我也不知道阿妈有没有睡，第二天醒来，阿妈早就在小磅面前等着客户了。阿妈说“这样收，好，又可以看你们，不累”。
木薯回收站还是在阿公的传统建议下关掉了。关的时候阿妈没有沮丧，因为那一站木薯小山堆满了舅舅的拖拉机，两个来回，阿妈笑得开心，很开心，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