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看了陆铭的《大国大城》，书中主要谈及了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大多数人都认为现在中国的一线大城市有着种种的城市病：交通拥挤、房价高企、污染严重......那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是人口流入过多导致的。所以中国的大城市往往采取限制人口流入的政策，特别是对于基层的劳动力，更是在户籍、教育、医疗、居住等各个方面设置门槛。

陆铭在这本书里最主要的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该不该阻止劳动力从落后地区流动到大城市？他的回答是不该。

首先来看中国的大城市人口真的已经过多了吗？考虑国家人口基数，将中国大城市人口（比如上海）与世界上的大城市（比如东京、纽约）进行对比，会发现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并没有过多（按照正常的城市化水平，中国目前的城市人口应该达到70%左右，但实际只有50%）。那为啥中国的大城市会有那些城市病呢？这个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 中国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建设用地，导致大城市的土地利用率降低以及房价的上升，而房价的上涨又导致很多人上班在市区、住在郊区的情况，这样在上下班时间就要在路上发费大量的时间且造成交通拥堵；2.中国大城市对人口增长速度估计不足，导致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规划欠缺。

那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会带来什么局面？劳动力之所以会从欠发达地区流动到大城市，是因为大城市的生成效率高、能拿更高的工资、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劳动力流入后一来可以降低大城市的人力成本；二来可以为大城市短缺的养老金注入新的血液。对于人口流出区域，大多数离大港口较远，不适合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适合发展农业、旅游业和自然资源产业。在人口流出后，这些产业容易形成规模效应（边际成本降低），比如农民可以从一亩三分地变成类似美国的农场主，采用机械化，提高生成效率。但是每个农民拥有的土地是固定的，要想实现规模，就必须允许土地的买卖、租赁。所以作者建议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虽然不能自由流动，但是建设用地的指标却可以。农民在进城后，可以把自家的建设用地变成农田还给国家（想当农场主的就向国家买土地），同时把建设用地的指标带到大城市，这样大城市就可以把很多农田开发成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和服务业用地。这样既增加了大城市的土地供应、压低房价，又使得农业可以实现规模化。

随着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城乡之间的GDP总量会有越来越大的差距，但是人均GDP确实均匀的。以美国为例，各个州之间的GDP差异巨大，但人均值基本一样，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为“集聚中走向平衡”。与此相反，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确是致力于总量的一致，为了把人口留在中西部地区，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帮其建设大量的工业园区，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离大港口距离遥远、基础设施落后、人才匮乏，使得很多企业依然不愿意在此落户（即使落后，在生产效率上与东部也有明显的差距），进而造成大量的建设浪费。中国目前城镇面积的增加速率大大快于城市人口的增加速率即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小城市一直在扩张城市面积，但是却没有足够的人成为市民。人口无法流出到生产效率高的地方，最终导致人均GDP与大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科斯定律认为无论资源最初在谁的手上，最终肯定会流到最有效率的人手上。各个区域的发展也应该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大城市就是适合发展工业和服务业，所以没必要留农业用地。内陆地区则应该视农业、旅游业、自然资源产业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内陆地区为了发展农业、旅游业、自然资源产业，一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把农业和自然资源运出去，二是兴建小型机场把游客带进来。

在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种明显的现象是工业/（工业+服务业）、重工业/工业比值高，也就是工业的发展速度比服务业快，而其中重工业又比轻工业快。而轻工业和服务业才是最能带动劳动力就业的，这就导致中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很低，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多数人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那为什么中国会偏向于发展重工业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利率长期被人为压低，导致借贷成本很低，这就使得主要依靠资本的重工业发展迅速，但同时也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的顽疾。而根据经济学的假设——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另一个是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自由流动）），必然会造成投资带动的GDP增加放缓。

总结，作者的思路可以归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集聚中走向平衡；

两个基本点：

时间上，政府不应该人为压低利率，扭曲生产要素价格；

空间上，尊重地区间的地理差异，各地区发展适合自己的产业，鼓励劳动力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