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文化已经脱离了青春时期的冲动，步入了成熟理性的中年时期，而孔子、伏尔泰、释迦摩尼、苏格拉底则是这一启蒙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青春时期，理性和愚昧并存，人们怀着虔敬的态度对待一切他所不理解的事物，将其纳入了宗教的范畴当中。然而进入启蒙时代，理性开始“武断”把一切它所理解不了的事物斥之为愚昧，敬而远之，它仅仅相信批判起来的知性材料。
最典型的莫过于孔子思想中对于鬼神的敬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于实用世俗事务的热爱，在这些思想背后是理性对世界素材的批判性整理。2000年后另一文明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则对孔子流露出脑残粉般的追星态度:
“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子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
今人往往将其理解为孔子为伟大思想家的又一例证。然而其实更合适的解释在于伏尔泰和孔子都处在各自不同文明的同一位置。他们都是各自文明的启蒙者，他们的世界观是搭建在无神论之上，对于宗教目露一种鄙夷的目光。这样就不难理解孔子是中国的18世纪这一句话了。
当这一理性主义发展到了最后的极致，个人主义也达到了高峰。杨朱 拔一毛以利天下，吾不为也，正代表了战国时代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文化早期纯朴的道德也被文化晚期的人们所怀疑，正如一种老年人所特有的麻木对青春时期的理想不仅不再相信，而且代之以一种嘲弄的态度。在这样杀人盈城的战国时代，缺少了稳固的共同体，越来越多的陌生人之间已经难以建立起原先的互信，春秋时代尚存的含情脉脉的一丝道德面纱被彻底撕开。以致于悲观的人们把人性的恶当成自古以来一贯如此。尧舜禹的禅让被厚黑学解释为庸俗老套的权力斗争故事，韩非子甚至于不承认父母与子女、兄弟之间的亲情，朋友之间的友情。而最终他也以自身的悲惨结局又一次印证了他的学说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