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都有一条路。而装载着我童年记忆的新村路就是这样的一条路。
三十年前的县城很小，新村路是为数不多的几条路。它距县政府的直线距离不足200米。在上世纪60年代中，县政府在新村路划出一块地皮为县干部修建了五幢排列整齐的砖木结构平房作为宿舍，这些房子在当年是最好的房子，于是人们把这块地方称作“新村”，“新村”所在的路就命名为新村路。虽然房子是新，但其实还是村。
三十年前的新村路如同我的童年般年幼。确切来说，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政路，它还没从农村蜕化出来，因为你会见到路一侧有大大小小几个鱼塘。这些鱼塘都是工人们挖砖泥烧红砖留下的，确切地说它们是“砖塘”。废弃的砖塘日积月累储存积水成了鱼塘。有心人在边上搭建了伸向鱼塘的简易茅厕。它以一种近乎原生态的形态存在：三面木板子围起加一扇门，天穿地穿，为内急的城里人提供方便。
除了几个鱼塘，新村路上还有疏疏落落的十几家商店。有一家卖萝卜酸的小杂店，一大玻璃缸萝卜酸如福尔马林浸着的标本，柔软胖大。经过醋酸和辣椒充分浸淫的萝卜酸吃完后，一道酸气从胃嗝充盈到胸口，几乎能抵一正餐。店主在小学生必经的路上以咸酸作“伏击”——每到放学萝卜酸总被围抢一扫而光。还有一家位于新村路北边路口的三益茶楼，是喝“一盅两件”粤式早茶的地方。三益茶楼多是清闲的长者光顾，我却经常在店外流涎流连。我当时想，这店名大概是“菜益、饭益、汤益”吧（粤语中“益”有“馊”的意思）。后来母亲纠正了我，“三益”是“益工、益农、益兵”的意思。由三益茶楼往北500米，就到了一个叫“城郊”的地方，顾名思义是人们心目中的城市的郊区。所以从人们的心理认同度说，新村路骨子里还是农村。在我举家第二次搬家的1979年，作为县干部的父亲在新村路分到了一室两厅。那一年我9岁。我这个城里的孩子，在这条农村与城市似是而非的新村路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那幢集体宿舍楼位于新村路南边路口，处于新村路与新城路交汇的三角地带，依路势建成三角形，人们俗称其“三角洋楼”。它楼高三层，各家各户共用一条公共走廊。只要你走出屋子，大伙总能碰面，不像现在的居所，关起门就是单家独院，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公共走廊式的设计如同一条藤上的葫芦，它满足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守望相助的愿望，它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七十二家房客”。 那时楼房稀少，站在公共走廊，就可以看到风云岭。疏疏落落的树木勾勒出山顶的形状，如一把陈年老梳。我家就住在靠新村路边的第二层。当我打开我房间的窗户的时候，新村路一览无余。
我家的隔壁，是傅家。小傅是个30岁的单身汉，住一个狭窄的单间。他似乎总不上班，因为我常常见到他懒洋洋地躺在屋里的小躺椅闭目养神。傅家的隔壁，是章家。老章鼻梁架一副瓷碗底般厚的深度近视镜，感觉是个有文化的老实人。但老实人却讨了个泼辣的本地媳：他家常常传出小章因调皮遭母亲打骂后的惨叫声。章家的隔壁，是黄家。黄姨的亲戚都在香港，他们的“洋气”是整幢三角洋楼住客慕拜的对象。但黄家也有本“难念的经”。黄家两个儿子中的大儿子不幸患了小儿麻，还有点智障，被黄姨关在了楼梯边的一个小单间分开住。那孩子很瘦，肤色白得像张纸。黄家的隔壁，分别是何家、曾家、霍家，他们家都有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
三十年前的新村路如同我的童年般野性，因为这里住着一群爱“撒野”的孩子。除了小傅和老章，每家都有两个或以上的孩子。出了房门，公共走廊就是共乐园。拍纸牌、斗蜗牛、弹波子等等五花八门的玩意是小伙伴们的乐子。公仔纸正面印着三国人物，但比的并非谁英雄谁好汉，而是“两纸相拍”。两张纸牌悠悠掉地，正面落地者为赢，要“吃掉”反面扑地者。我手中就有一两张“千锤百炼”的“王”牌，已拍得“皱皱巴巴”。伴随“斩获”的公仔纸日渐增厚，我的巴掌也日渐红肿。
有一天，我们眼中的“小可怜”小章看着我手中的王牌已“历练”成“孤独求败者”，便偷偷对我说：哥，咱们到外面比去。于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瞒着章妈偷偷捎上小章走出了公共走廊。
各路小伙伴们往往是晚饭后结伴而出，大伙都在寻找为数不多的既光亮又空闲的地方玩耍。新村路路口有一个小池塘，边上刚好有一小片空地，矗立着一杆孤独的路灯，刚好一次满足两个条件。出了家门，池塘边就是共乐园。夏夜，满池“恩昂——恩昂——恩昂”的牛蛙慢鸣和“嘎——嘎——嘎”的青蛙急鸣把水平如镜的池塘搅碎；如雪片般飞舞的大水蚁把惨白的路灯变得忽明忽暗。男孩们玩起了捉迷藏，女孩们玩起了跳格子，我和陌生小伙伴拍纸牌“战尤酣”.....“小可怜”手气出奇的好，每次总能帮大伙赢回厚厚一叠纸牌。但“小可怜”总让大伙提心吊胆——章妈有一两次如神兵天降地出现在儿子面前，把魂飞魄散的“小可怜”“拎”回家.....
斗蜗牛和弹波子，如同拍纸牌一样，都显示男孩善“斗”的天性。蜗牛比的是谁的壳硬，波子比的是谁的手准。两只蜗牛壳尖相对用力按下，软壳的顷刻“肝脑涂地”死得很惨。弹波子则在泥地上挖一小孔，谁先入洞谁先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和小伙伴们逐渐意识到斗蜗牛的残酷和拍纸牌的傻逼，于是发明了无害的“插沙”游戏——翻飞一把小刀，几个跟斗后，刀尖要插稳在小沙堆上为赢，而未插稳的往往要受到用嘴巴把刀子叼出来的惩罚。长大后我才意识到，这是用一种残酷代替另一种残酷。
在没有玩具的那些年，小伙伴们结伴出门“撒野”是那些年的“夜生活”——但也并非一直意兴阑珊不愿回家——直到1982年，“三角洋楼”的夜生活发生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黄姨的香港亲戚给她家捎带了“三角洋楼”第一台彩电——这个神奇的18寸木匣子逐渐主导了三角洋楼居民们枯燥的夜生活。当年播放的正是美国科幻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这个“水底人”麦克英俊神奇，指间长蹼；水中睁眼，力大无穷，唯一死穴是不能离开水。到点时，邻居们拎着小凳子准时聚集到黄家，迟来的则坐到了大走廊的栏杆上，热切等候黄家里屋准时传出麦克在“大西洋”底的“噗哧噗哧”水泡声。有一晚，正播到高潮处，电视屏幕突然“刷”的一下黑屏了，黄姨连忙喊“电视坏了坏了”，大伙都悻悻作鸟兽散。第二次播到“高潮”处时，电视又如出一辙“黑屏”。如此一来二往，细心的邻居发现，当大伙散去，拉上窗帘的黄家竟又传出麦克在“大西洋”底的“噗哧噗哧”水泡声——原来黄家拉了电视的电了。父亲一气之下，勒了裤头买了家里第一台14寸黑白电视，从此我家里也能传出麦克在“大西洋”底的“噗哧噗哧”水泡声。不但如此，若干年后，“三角洋楼”不少家庭还传出了“啊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吧再见吧”的电影《桥》和“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的《霍元甲》的电视剧主题歌。
出了门，我是个“野孩子”；但关上门，我其实还是一个勤奋学习和善于帮补家计的“好孩子”。新村路是上学的必经之路，小学五年我的鞋子没少丈量过它，后来我蹬三轮车的轮子也没少丈量过它。大约在我四年级放学回家的路上，新村路出现了一匹拉砖的老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大型动物——之前皆是小狗小猫小鸡小鸭小猪之类。我默默跟在“叮叮当当”的马屁股后面走完整条新村路——从此仿佛画马神功附体，如痴如醉地喜欢上画马。父亲对此如获至宝，专程到广州的书店买来徐悲鸿大师的素描画册。不料大师的素描画里既有奔马，还有裸女，父亲如临大敌在一旁监督我临摹，从遮遮掩掩到最后干脆将画册束之高阁。尽管是残缺的临摹，但大师豪放的奔马有时竟也能在我的墨下泼出——尽管有时马脸太短像狗，马腿太粗像牛——但那时能作画的孩子凤毛麟角——他们除了读书就是玩儿。我终于能在全校绘画大赛中获奖。校长亲自颁发了一件印有“小画家”字样的黄色短袖衫给我——这也是我绘画以来获得的最高奖项。
此外，借经常能接触到母亲拉猪肉的三轮车便利，我还学会了蹬三轮车——那时会画画还会蹬三轮的孩子真是凤毛麟角中的“凤毛麟角”。我学三轮车确实不是玩儿而是帮补家计，例如拉蜂窝煤、拉木糠屑、拉纸角袋。那时商店售出的东西都用纸袋装着包走。纸角按斤卖，卖一斤纸角能赚一毛钱，糊纸角成了一项能帮补家计的活儿。阿爷负责煮好热气腾腾的浆糊，我和妹妹在两张拼起的长方桌整齐地把数十张裁好的报纸铺好，刷子蘸好浆糊 一把刷过去，然后一个个折起，如在流水线上飞快把纸袋折成。在那个父母月薪只有几十块的年代，糊纸袋补贴了不少家用。
其实我家还有其它副业。大约在我五年级的时候，我家还养起了鸽子，饲养员是阿爷。拜儿子所赐，这个年青时上山打鸽的猎手晚年时沦落到养鸽的地步。几十笼鸽子养在阳台，青色的雄鸽发情时鼓起气胸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白色的雌鸽在乖乖孵蛋。在丰收的季节，我爷俩不是在捡拾鸽蛋，就是在帮助幼鸽破壳。直到今天，三角洋楼至今还有三种声音让我记忆难忘。一个是“小可怜”的惨叫，一个是“咕噜咕噜”的鸽鸣，还有一个是小夜猫的呼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家外面的夜猫时而发出“哇—哇—哇”的婴啼，时而发出“嗷呜——嗷呜——嗷呜”的低鸣，凄厉的呼啸如锋利的猫爪撕扯房门窗户，让人在害怕中失眠。阿爷说，夜猫在发情。但我说，为啥只光顾我们家？在有一年卖光所有鸽子后，夜猫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我隐约感到，夜猫是以发情的名义盯上了我家的鸽子。
八十年代初，新村路开始烙上改革开放的印记——新村路废弃多年的鱼塘开始有农村人承包养鱼了，砖塘终于名正言顺成为鱼塘。城里人依旧频繁地使用天穿地穿的茅厕，他们的“无私奉献”成了鱼儿的食粮。鱼塘墨绿，营养过剩。鱼儿吃了城里人拉出的长得白白胖胖的，走了一圈又回到城里人的嘴里。在食物匮乏的年代，城里人并不太考究它们的出处。
从1979年到1986年，我在新村路的三角洋楼度过了整整七年的时光。我时常打开房间的窗户，呆呆看着眼皮底下如灯影般的无数的人在新村路上来来往往。我不止一次的幻想过，新村路上的欢乐时光能够永驻。但她终究是我的“七年之痒”——这条陪伴着我从儿童成长为少年的新村路，无论她的过往是多么的年幼，多么的野性，她也如同我的成长一样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进入九十年代初，小城经历了首次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当站在公共走廊再也望不到风云岭，当“小白”早已升入天堂，当我和“小可怜”、小何、小曾、小霍等一众小伙伴早已长大成人进入社会打拼时——公共走廊对面早盖起了高楼，所有的鱼塘早填平，连三角洋楼最后也推倒重建。整条新村路纳入市政改造——她铺上了水泥，架起了栏杆、竖起了路灯、划上了斑马线；昔日的鱼塘之上商铺林立，人流如鲫，新村路终于名正言顺“由村成市”。白天影音店音响洪亮，像精力过盛的壮男；晚上咖啡店灯光摇曳，又像妖娆多姿的艳女。新村路的小吃依旧旺盛，只是萝卜酸和“一盅两件”早被金牌牛杂和港式甜点代替。
有一家叫“甜度”的甜品店，开在了新村路上的一条横街窄巷上。在一个像“三角洋楼”无数个夜晚的夜晚，我走进了这家甜品店。店主一如店名，是个嘴很甜的热情的胖姐，手很快就端上一碗椰奶黑糯米糖水。店门口有一个大一点的小男孩在写作业，有一个小一点的小女孩在玩芭比娃娃。昏黄的街灯拉出了两个小孩长长的身影，我仿佛又看到我童年的影子——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脚下的新村路曾经的过往。
新村路是我回不去的童年，她已是我记忆中的永远的新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