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听说“陋规”这个词，应该是在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一书中，那时只当是古代官员的一种灰色收入，除了对这种腐败行为的不屑外，并未往深处多想。
直到最近读了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才有了更多的认识与思考。
“陋规”，直白一点说就是古代官场，低级官吏向高级官吏“贿赂”，以及巧立各种名目为官吏自己谋福利的一种手段，它存在于国家的正式规则之外，又被广泛接受与认可的一种不成文的规则，吴思先生将这种规则称之为“潜规则”。
拿“陋规”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陋规”中，有一种名头叫做“程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些高级官吏到地方去巡视，地方官吏送上的路费以及在当地逗留的招待费，这些费用几百两上千两不等。
还有一种叫“火耗”，地方官收税时，百姓交的碎银，上交国库需要按照固定的标准，所以就需要将碎银重新回炉铸造，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损耗，就由百姓承担，而损耗的多少却由地方官说了算。
这种规则摆不到台面上，却周而复始的运转了几千年，只要身处其中，便难以脱身，你说你自视清高，不愿与其同流合污，那么对不起，身处规则内的人，会找各种“小鞋”给你穿，官场这条道您干脆就别玩儿了。
因为，这套规则，在长时间演化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密切关联的利益集团，从下到上，环环相扣，下级向上级“贿赂”，上级为下级“保护”，下级大胆“搜刮”百姓。舟上之人收获颇丰，载舟之人深受其苦。
那你说深受其苦的百姓，就没有办法了，有，但相当于没有。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就下令称，百姓可以进京告发贪官，并予以重赏，任何人不得阻拦。
但是仔细分析，这个解决方案其实很荒唐：首先，上访这种事情，必须要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吧，这在普通百姓中是很少的；其次，进京需要路费吧，上哪筹？然后，就算父老乡亲帮你筹出来了，谁愿意去？其实谁也不愿意去。
为啥，因为风险是远大过收益的，如果在半路上遭到麻烦怎么办？如果告发失败，回来如何应对贪官的迫害？相反，如果不去的话，收税他多拿点就多拿点吧，分摊到每个人头上也没多少，还能保平安。
那些官吏也正式摸清楚了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与百姓不同的是，他们的风险是远小于收益的，这也构成了官吏与百姓长期保持一种均衡的局面，百姓少吃一点苦，多忍耐一些，让官员多“贪污”一些，相安无事。
但是一旦这个均衡点遭到破坏，即官吏剥削的太过猖狂，超出了百姓了承受范围，造成民不聊生的情形，那么百姓就会揭竿而起，天下大乱，进而开始新一轮的潜规则，如此循环往复。
那么是什么触发了这套规则的运转机制呢，吴思先生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名词叫“合法伤害权”，也就是合法祸害别人的能力，这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权利，并拥有法律制度的解释权。
你比如说，某地发生盗窃事件，这些官吏就可以借机敲诈当地富绅一笔，他们只需要说这家人，与盗贼有勾结，然后稍作刑罚，那么这些富绅就只能破财消灾了。
这个“合法伤害权”是官吏获取真金白银的最有效工具，而真金白银又推动了各种潜规则的运转。
现在我们知道有“潜规则”的存在，那么它是如何诞生的呢？我觉得《血酬定律》就是对《潜规则》一书的补充与延伸。
潜规则是相对于正式规则来讲的，而在古代，所有的规则都是建立在暴力手段之上，也就是“元规则”，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
所谓的“打江山”，就是通过暴力来实现对一部分土地及土地之上的人民进行统治，而这个词又带有极强的私人属性，这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不难看出。
对于统治者来说，天下是属于自己的，而天下又是自己通过以流血的方式换来的，他最终还是要为自己谋求利益的，而所得的利益即为血酬，这里的酬就是报酬的意思。
那么他们获取利益的方式无非就是“收税”，古时候的税与现在的税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古时候的税收有很大一部分是专供统治者享用的，而现在的税主要是用于公共服务的。
为了收更多的税以及方便管理，就必须建立与之配套的制度，这就是所谓的正式规则，这套规则说到底还是要服从于统治者，那么为统治者服务的官僚集团的利益肯定不能考虑周全。
你就比如说明朝，给官僚的俸禄都很少，有些连日常的开支都很难满足，那么他们多半就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来盘剥百姓，盘剥百姓又怕遭受刑法，就要贿赂上级寻求保护，上级一看有利可图，便同流合污，层层蔓延，直至崩盘重新来过。
以上是我对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与《血酬定律》的理解，书中的观点大部分我还是认同的，只是我觉得他对整个理论的阐述不够系统，主要是将理论融入到一个个单独的案例之中，这样虽然更方便理解，但也有很强的跳跃性。
另外，我觉得这个关于潜规则的问题还可以往下再深挖一步，比如说，为什么深处潜规则之中，每个人都会朝着“恶”的一方发展，这是由外部的制度等因素决定的，还是人性本身决定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扭转至“善”的方向？这些我认为都还有讨论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