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在十几万年或几十万年的超长时段中，全体社会成员们在专业化分工协作方面看不出有什么较明显的发展变化，我们就说这个社会是一个“动物社会”。例如蚂蚁社会（或蜜蜂社会）中的分工协作一成不变（频度为零），永远是工蚁、兵蚁、雄蚁和蚁后这几种，多少万年中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它们就属于“动物社会”。

如果一个社会在长达几千年或几万年的长时段中，才能看出有较明显的分工协作上的发展变化（频度低），我们就说这个社会属于“原始社会”。例如“北京人”社会就属于一个原始社会。如果一个社会在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短时段中就可看出较明显的分工协作变化，我们则称之为“文明社会”。例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就属于文明社会，而中国历史上的夏、商、周也属于文明社会。当然，当今世界上所有现存的国家也都属于文明社会的范围，而且，它们的文明程度远高于古代文明社会，证据之一就是当代社会中，人们在分工协作上的变化频度越来越高，往往数年、数月、甚至数天就一变。

接下来就又产生出一个问题，即，在许多的情况下，可以没有新事物、新产品出现，但人们的分工协作却可以产生变化。例如拿动物来说，原来是一个蚂蚁独自费力地拖拉一粒植物种子，现在是几只蚂蚁共同轻松地拖拉一粒种子。再比如人类，原来是每个人分别独立制做一条板凳，现在改为由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分工协作共同制做批量的板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什么做为“分工协作变化频度”的客观标准呢？我们凭什么来说动物社会的分工协作没有变化，原始社会的分工协作变化极其缓慢，而文明社会的分工协作变化又非常迅速呢？

我想，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来进行考察。第一是考察社会中的每个独立成员，看他一生中在所担任的工作种类上有无变化，变化的频度如何。第二是考察整个社会全体成员在分工种类的数量上有无增减变化，变化的频度如何。从以上两个角度来考察，显然，我们马上就可看出，动物社会的专业化分工协作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就某一个个体来看，还是从社会整体来看，都是如此。拿一个个体来说，比如一个工蚁，它从一出生就是一个工蚁，到死还是一个工蚁，工种始终不变，一辈子干的都是劳作、觅食。而一个蚁后，一辈子都在繁殖后代，从来没干过别的。再从整个蚂蚁社会全体成员来看，三大类社会分工种类（工蚁；兵蚁；蚁王和雄蚁）也是一成不变的，并没有变化成两大种类社会分工，也没有变化为四大种类社会分工，永远只是三大种类分工。既然分工协作永远不变，则整个社会也就随之永远不变，在多少万年的长时段中也看不出发展变化来。

我们再看人类的原始社会。很明显，原始社会的分工协作无论从个体来看，还是从社会整体来看，在种类上都可以有一些少量的变化。例如，从个体来看，一个原始人小时候在家里帮助母亲干点辅助工作，长大了随父亲外出打猎当个帮手、并最终自己独立打猎，老年了又回到家中照看小孩和火种。我们再从整个原始社会全体来看，开始时男打猎，女采集，老人照看孩子和火种，再后来又因为偶然的因素而慢慢发展出制作石器工具和陶器的人，又慢慢发展出制作服装和装饰品的人，等等。随着偶然机遇的缓慢积累、随着社会的缓慢发展，又变成有的耕，有的织，有的手工制作，等等。总之，原始社会中的个人在其一生中工作种类会有少量的变化；整个社会全体成员的工作种类也会有缓慢的增加。

但请注意，从原始人个体来看，这种分工变化虽然似乎较大、较明显，但意义并不大。因为，这种分工变化是依据人的不同生理发育状况而决定的，实际上每个原始人的经历基本都是一样的，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循环，实际上没有变化（没有产生新分工协作方式）。可以出现新类型的分工协作，但这种出现是偶然的、被动的，且出现得极其缓慢，要成千上万年才能较明显地看出变化。因而，整个原始社会虽然有发展，但却极其缓慢。

我们再来看“文明社会”。显然，文明社会中的分工协作不仅是可变的，而且变化极其迅速。从个体来看，一个人的一生中可以做多种不同的工作，而且越是发展快的文明社会，社会中平均每个个体在一生中所从事的工作种类或类型也越多（例如当代的原始西方发达国家，平均一个人一生中要变换十几种工作。当然，每个人所经历的工作种类也不一样）。再从整个社会来看，更是不断出现新的分工协作类型（并淘汰旧的分工协作类型），分工越来越细，工作种类越来越多，再也不是动物社会的几大类，或原始社会的那十几类简单的社会分工了。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分工协作几乎没有发展变化的社会，我们称之为“动物社会”；分工协作发展变化极其缓慢的社会，我们称之为“原始社会”；而分工协作发展变化极其迅速的社会，我们则称之为“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