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何理解这句话?不少人都容易将之理解为“只要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其中还有ー些人,有意无意地将此话作为拒绝外来文化的有力证明。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逻辑上是必要条件关系,用比较好理解的话说就是,没有民族的,就没有世界的。“只要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在逻辑上是充分条件关系,也就是说,只要是民族的,就ー定是世界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民族的”理解为“民族的文化”,“世界的”理解为“世界的文化”,“世界的文化”是由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构成的的ー个集合体的集合概念,我们赋予这个集合概念ー个特质。
根据集合概念的定义和性质,这个集合概念的特质并不意味着每ー个个体都必然地具有,而单个个体的某些特质也并不都会是集合概念的特质。比如说“中华民族是ー个勤劳的民族”这句话中的“中华民族”的集合概念的“勤劳”特质,并不是每ー个中华民族的个体成员都必然具有的,而单个个体成员的某些特质诸如“懒惰”等也并不成为中华民族的特质。
因此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并不等于说“只要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更不应该以此话作为拒绝外来文化的证明。
我们可将鲁迅先生这句话理解为:要尊重“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并且要在方法论上关注和重视“民族文化”的内容呈现以及表征或表达方式的运用,但无论是其内容呈现以及表征或表达方式的运用,都要与“世界文化”的特质相ー致（1）。如果说我们赋予“世界文化”以“真善美”的特质时,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内容呈现以及表征或表达方式的运用就不能背离它。
关于“民族的”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可以参考ー下黄玉顺教授2016年9月29日在山东大学世界文明对话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世界文明对话论坛”上的发言。
黄玉顺教授认为,中国朝野的最大共识是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固然有其民族历史文化特点，但也必须符合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取向。
黄玉顺教授特别指出,“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不是一个概念。现代性是一元的，是人类社会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必然的、也是应然的要求；而现代化模式是多元的，就是说，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背景下，现代性确实表现为现代化模式的多种不同的面貌，这是事实。我们看整个西方的那些先发国家，比较一下他们的现代化模式，差别确实很大。中国的现代化模式肯定也会有自己的特点，这也是现代化模式的多元化的表现，而这就和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但无论如何，现代性总会有它的基本的共通性、即一元性。
黄玉顺教授提出了“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观点:一方面，中国未来的模式一定是中国人的“民族性表达”，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文化传统有关；但另一方面，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毕竟是“现代性诉求”，它一定要符合现代文明的基本指标。例如自由、公平、民主、法治等等，这些基本指标都被列入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黄玉顺教授也指出了现代性观念的产生，它的社会基础就是城市的繁荣、市民生活方式的兴起。
(以上黄玉顺教授的发言内容摘自《爱思想》上《黄玉顺：儒家应善待基督教——儒家与基督教在中国的现状与未来》)
信息化、人工智能化是当下以及未来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的趋势会促使与之相匹配的现代性观念的产生,亦即会促进人的思维和思想的发展,并会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和风俗习惯的变化。与时俱进更新观念以及不断实践创新,才能追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我们尊重并运用民族的、传统的东西,不是要成为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阻力,而是要成为推动力!本民族文化与其它民族文化的交流互动、取长补短,才能避免自闭、自大、自傲,才能丰富、强大、发展本民族的文化。
（1）我们常说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非常感性，但在逻辑上却不太严谨。这句话一般来说是有关民族的独特性和世界的普遍性而言的，这句话的逻辑是“越是独特的，越是普遍的”。但事实上，并非所有独特的东西，都具有普遍性，只有符合普遍性的独特东西才具有普遍性。因此，相反说“越是世界的，就越是民族的”，倒是相当合理，只有当民族独特的东西符合世界的普遍性时，才越显出独特东西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