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村里搭了戏台。我至今记得木头架子，红红绿绿的布幔围着，顶上是蓝白条纹的油布，太阳照着，透出光来，像一大块糖纸。空气里有炒栗子的香气。我走到公交站等车，听见锣鼓家什响起来，是越剧，是《梁祝》里那段“十八相送”。祝英台的水袖甩起来好漂亮，那是个周末。那天下午，我还有一节培训班。我就站在戏台边上听，心想，听五分钟就走。五分钟过去了，又听五分钟。我看一眼手表，再看一眼戏台，梁山伯还在傻乎乎地听不懂英台的暗示，台下有人笑出声来，那笑声混着秋收的味道，热闹、踏实、像个正常的人间。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忽然有点委屈。不是委屈要去上课，是委屈那种，那种被什么追赶着的感觉。我站在热闹的人群里，却像个局外人。别人都在看戏，我在看手表。别人在笑，我在算还有几分钟车就要来了。后来我到底还是走了。坐上公交车，隔着玻璃看见戏台越来越小，那些人还在那里，像一幅画，慢慢地被秋天收走了。我坐在车上，心里想：小孩子是这样，还是永远都是这样？我有时候想，我的人生，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在准备考试。小时候上不完的培训班，长大了考不完的试。童年最深的记忆不是玩，是公交车，是车窗外的风景一段一段地退后，现在我坐在书桌前想，再考完这一场就好。可下一场呢？还有下一场吗？人这辈子，到底要考多少场试，才能坐进热闹的人群里，好好看一场戏？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年秋天我坐上了那趟车。现在我还在车上。车窗外，又一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