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象中的艾米莉·勃朗特不是在网上搜到的画像中的样子，也不是影片中看到的凯瑟琳的样子。那个“比男人还要刚强，比孩子还要单纯”的女子，在我脑海浮现的是一个穿着灰色披风疾步行走于荒原的人，她的脸始终模糊，却与一百年后同样穿着灰色披风在月光下漫步的张爱玲重叠。
那个喜欢在月光下漫步的女子，可曾想到一百年前在荒原上奔跑的女子，与她一样，同样喜欢孤独，喜欢在没有人与人交集的场合享受属于自己的快乐。
一个在荒原上书写极致的浪漫，一个在月光下书人世的苍凉。她们仅与自己的灵魂对话，写出了复杂的人性。
她们皆在作品中隐秘地书写自我，用文学构建了一座坚固的堡垒，用以安放那些无法在现实中言说的哀伤与激情。倘若说艾米莉将内心的狂暴化为荒原上的诗篇，那么张爱玲则是将生活的苍凉碎片编织成市井中的传奇，最终铸就了她们各自独特且深邃的文学世界。
艾米莉与世隔绝的性格使她与大自然为友，孕育出她独特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荒原的严酷与壮丽、自然界的暴烈与宁静，是她内在情感的外部投射，成为《呼啸山庄》的灵魂底色。
艾米离的写作是“矜持背后的隐性自我书写”。她没有直接书写自己，而是将对兄弟布兰威尔的复杂情感投射到辛德雷·恩肖身上，将对荒原的热爱注入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这两个野性的灵魂。如同在诗中自述一般，她的小说更像是一首用散文写就的诗篇，将自己拆解后赋予了笔下的所有人物。
“我就是希斯克利夫”，艾米莉借凯瑟琳之口发出自己的灵魂之声。她的内向性格决定了《呼啸山庄》复杂而精巧的嵌套式叙事结构。她不会让读者轻易抵达故事的核心，而是通过洛克伍德和女管家丁耐莉等不同视角层层推进，制造了“故事中的故事”的效果，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她不愿向外界轻易吐露心迹的文学写照。
与艾米莉书写浪漫的传奇迥异，张爱玲是藏于市井的苍凉写实。这位比艾米莉晚一百年出生的女作家，生长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童年经历充满父母离异、家族争斗与战争的阴影。这种深刻的创伤体验，造就了她自卑、孤僻又敏感的个性。与艾米莉不同，张爱玲更倾向于从自己的真实人生经历中直接取材。她毫不避讳地将自己的家庭作为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倘若说艾米莉的书写是“隐性”的自传，那么张爱玲的晚年的《小团圆》就是一部不加掩饰的自传。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这句名言浓缩了她对生命的感受。她将自己对家庭、亲情、爱情的悲观、失望，融入了小说的底色——苍凉。这种苍凉感贯穿了她所有的作品，成为她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
虽然同样书写自我，但她们的创作路径截然不同，皆彰显着文学创作中“自我”与“世界”之间永恒的魅力。
艾米莉将情感“升华”为普遍的人类激情，并将其“伪装”在不同的人物面具之下，进行“隐性自我书写”。 张爱玲将个人经历“转移”到虚构人物身上，在晚期作品《小团圆》成自传体写作。
艾米莉情性格内向孤僻、刚毅决绝，决定了小说狂飙式的激情与毁灭性的力量。张爱玲性格冷眼旁观、苍凉疏离，赋予了小说冷静、细腻的苍凉底色。
艾米莉用自然意象与极端人物以及叙事距离 隐藏自我，性格中的孤傲、刚烈、对世俗的不妥协，全部化为了狂风暴雨般的文学能量。张爱玲早期从父母、亲戚中找素材，到晚年的纪实暴露，性格中的冷峻、世故、对人性自私的深刻洞察，源于她自己受伤后又冷眼分析的经验。她们皆“隐藏”个人经历，一个升华为普遍激情，一个重述为私人传奇。
无论是艾米莉·勃朗特那片爱恨交织的荒原，还是张爱玲笔下那袭爬满虱子的华美衣袍，她们皆借小说的“壳”，孵化自己精神的“核”。她们藏得越深，其作品就越有魅力。这种“藏”的智慧，让她们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