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除夕是刻在骨子里的暖。
天擦亮就听见灶房传来风箱的呼啦声，母亲系着旧围裙在雾气里蒸馍，白气裹着麦香钻进鼻孔。父亲带着我们糊浆糊贴春联，冻红的手指笨拙地抹平皱褶，门楣倒贴的福字被风吹得扑簌簌响。
最盼的是黄昏那顿肉——案板上仅有的半扇猪肋排炖在铁锅里，油星在汤面浮成金圈。肉香勾得人坐不住，兄妹几个围着灶台转悠，直到父亲笑着捞出骨头，热腾腾塞进我们手里。油脂糊了满嘴也顾不得擦，啃得吱吱作响，连骨髓都要嘬干净。
守岁才是重头戏。煤油灯芯噼啪炸出光晕，全家挤在土炕上剥花生。姥姥悄悄往饺子里塞枚硬币，说吃到的人来年有福气。
窗外偶有零星的爆竹声，表弟攥着拆散的小豆炸溜出门，片刻后院里"啪"地一响，引得大人们笑骂。半夜饿极了，母亲变戏法似的端出煨在灶灰里的烤红薯，焦皮掰开的甜香混着柴火味，烫得左手倒右手也不肯放。新衣裳叠在枕边，粗布摸起来沙沙的，那点鲜亮的红蓝颜色，能在梦里开出花来。 如今山珍海味摆满桌，却总想起油灯下分食骨头的夜晚。
原来最金贵的年味，是破棉袄挤作一团的温度，是分半块红薯时相视的笑，是清贫岁月里全家呵着手等春来的那份踏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