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上有个问题，“抗战十四年有多绝望？”
一个超过2k赞的答案只有一句话：“绝望到钱穆写《国史大纲》。”
那时的绝望程度已经到了当时所有乐观的人，大多都寄希望于未来可能的复国起义，都追求保留民族文化的种子星火。
钱穆曾自言，写国史大纲的目的，是为了保留文化火种，让国人记住自己的历史，“保留文萃，以期复国”。
这样血和泪的背景下，《国史大纲》却是对中国历史丰沛的温情与敬意。
摘录前言中钱穆对阅读该书所提出的历史观要求，放在当今仍然弥足珍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