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天：第12章科学地利用可得性启发法

            第13章焦虑情绪与风险政策的设计

            第14章猜一下，汤姆的专业是什么？

第12章，作者首先对可得性启发法进行了定义：通过“实例呈现在脑中的轻松程度”来判断概率的过程。对于多少数量的事例算是“轻松回忆”？实验证明获得某一印象并不需要哪怕是一个事例，即是说明事例的数量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可得性启发法也是一种替代的方法，我们总会找到自己想到的相关实例的轻松程度来替代希望估测某一范畴的大小或是某一事件的概率，如同其他的判断启发法一样，可得性启发法也是会产生系统性错误的。我们需要自问一些问题来质疑，重新审视自己的印象和直觉，以避免这种潜在的可得性偏见，会使们的身心俱疲。但是，假如，付出努力可以避免更为昂贵的代价，或许身心的累也是值得的，痛并快乐着大概如此吧。作者也罗列一些可能产生可得性偏见的情况：如引起自己注意的突出事件，大事件会提高此类事件的可能性，亲身经历，生动的图片和鲜活例子等等。在团队中，我们往往会觉得自己付出的超出了份内，并且感觉到他人并不会因此而感激自己的付出，这种可得性偏见的消除就可以体现在功劳分配上，同时，本身对可得性偏见的意识到就已经缓和了这种心理失衡的问题。德国心理学家施瓦茨的观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轻松的想起某件事比想起事情的数量更重要。但同时，也有一个悖论：人们有时依照提取到的内容而非提取的轻松程度来作决定。系统1设定了对某个事件的预期，当预期与现实不一致时便会感到惊讶，并在近期经历的各种惊讶体验中找到一个可能的原因，系统2对于系统1的预期进行调整，使系统1将惊讶看作是正常的。系统2对于这个过程参与的越来越多，尤其是对涉及自身情况的人对从记忆中提取事件的数量的关注度要超过顺畅度，也就是说更为关注的是事件的数量，这也表明，以系统1为主的人更容易产生可得性偏见，此类人比那些警惕性高的人更容易受可得性偏见的影响。

第13章中讲到了可得性效应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在购买保险的行为模式和灾后的保护性行为模式上。保罗、萨拉、巴鲁克通过对“糖尿病和哮喘、中风和意外事件”的致死原因的估测与健康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发现对事件发生频率的估测往往会受到自己接触这些信息和频率与个人情感强烈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这一点可以用联想记忆中的观点激活与替代效应来解释。斯洛维克关于情绪启发式的研究发现，想到不同风险的轻松程度与人对这些风险的情感反应紧密相联。人们完全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在形成的观点和作出的选择直接表达出其情感与取舍的基本倾向。实际上，情绪启发也是替代的一种，这与神经学家达马西奥的观点（人们对结果的情感反应、身体状态以及与之对应的取舍抉择在决策制定中都发挥了作用）相一致。斯洛维克认为风险的评估有赖于测试方法，而这种测试方法的选择有可能是在人们期望得到某种结果的情况下作出的，据此他得出了“风险界定是一种权利运作”的观点。法学家桑斯坦对此却有不同的观点。判断心理的研究与政策相联，也是“效用层叠（集体信念形成的自我增强模式，拉夫运河事件与艾拉恐慌事件）”与“概率忽视（我们大脑解决小风险时要么是完全忽视，要么是过于重视，没有中间地带）”在起用。两者的不同在于发现的可得性和呈现到脑中的轻松程度和概率，因此，我们应该综合斯洛维克和桑斯坦的观点，集专家的知识，公众的情感及直觉于一身，从而才更有利于风险政策的设计。

在第14章中，通过对汤姆职业的评估，说明基础概率，典型性在我们估测事件时着重点是不一样的。并且详说了概率与统计学家与哲学家眼中的概率并不是相同的概念，指出根据典型性作出预测的做法是普遍但并不是最优的的选择。在获得初次印象时根据典型性事件判断的结果或许是准确的，但忽视基础比率信息、找错预测方向时就容易产生误导。在此，作者提出了典型性的两宗罪：它过于喜爱预测不可能发生的（低基础比率）事件和对证据质量不够敏感。通过增强系统2的激活状态（通过皱眉与鼓腮帮试验）会提高准确率，对自我的监督与自我控制需要付出努力，当怀疑信息可靠性时，忽视与懒惰使系统2采纳系统1 的错误的直觉判断。眼见为实与联想一致性使我们更容易相信我们自己编纂出来的故事，故，作者提出我们可以用贝叶斯定律来约束我们的直觉，这个定律的关键点是“以相对合理的基础比率对结果的可能性作出判断，质疑你对证据的分析”。

以上三章的阅读，学习到了可得性启发，效用层叠、概率忽视、贝叶斯定律，以及典型性对我们估测的影响，也说明了心理学的研究在风险政策中的有关应用。对作者知识的广度及对此的灵活跨行业的应用极为佩服。同时，我也认识到：系统1和系统2影响了我们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的政策，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念头，只是在阅读本书前，我从未留意过他们。我为我的无知汗颜！

201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