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之漫长,是足以证明它的文化价值，但对于这样漫长的历史，势必有着一种理念支撑着历史前进。像这种领导历史精神就叫历史精神。
西方人讲历史较为出色的人物代表是德国的马克思和黑格尔。他们一个讲究的是唯物论，一个讲究的是唯心论，但不管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都不适合来解释中国历史。因为他们都是通过历史来证明他们的哲学观念，历史被当做了一种工具。因为其国的历史太过短暂，只有几百多年。但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之久。故中国的史学家一般都是从历史本身入手，而非通过哲学作为枢纽。在往深层说，哲学是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工具。
再回看中国史,且只看商周。纵使将《史记》及《二十四史》翻烂了,也找不出一处关于“历史的精神”。可他确实是存在着，钱穆先生指出，中国着“四民社会”分别是门第社会（魏至唐），游士社会（战国），郎吏社会（两汉）与科举社会（宋到清），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领导层面都大体上 是“士”族文化的人。
此社会之论虽未说过商周之士，但士之产生便是在周的思想的表现，周礼的传播者孔子说“士志于道”此道如“仁”启于自身，推于天下，此是士之思想的推广。
从商周开始由士人组建的中国士人政府就有一统治者“天子”后或称皇帝，但是这个统制者虽是继承制,但不能以地来断定这是士人政府下的皇帝专治社会。因为此政府完全是由士人组建的，而非皇帝组建的。而士人又是最开始的富农，故可直接撑管底层，此比皇室更直接的管理。故最终可说为中央集权且此集权仅可议为管理，而非皇帝专治。
我论文中提到商周之变中变的不是很多，例如制度，从商至周终究是分封制，在我看来就是“士”起了作用，士族的文化统着中央,从而吾国的文化却不断的，又因夷华之融合（因为民族观、国家观的形成不足），两民族最终归于中国，所以商的文化可以在周得到延续。
由教育领导政治,由政治启动社会,这使是中华民族士族精神。
而士的产生必然是会有一种原因，而这种士族文化产生的原因，就是中国历史的领导精神，而外国却没有这个士族文化，亦属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专利。商周改代之变革中，大势之不变，便是在其中一直蕴含着士族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