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最重要的两派哲学一一儒家与道家，不约而同都提出“无为而治"的想法。两种无为而治：儒家的德行感召，道家的智慧启迪。
儒家主张人性向善，因此无为而治的方法是“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君主修养完美的德行，以身作则，百姓就会风动草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尚书．君陈》早就如此告诫君主：“尔其戒哉，尔惟风，下民惟草。"这种无为"是指不要采取修德以外的他方法，只要做到“恭己正面"就可以了。如果人性不是向善的，君主修德会有多大的成效呢？儒家的贡献，就在为德治提供人性上的基础。但是，随着民智渐开，不同的价值观纷然涌现，谁能够看得清楚与说得明白呢？
法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1890年出版的名著《模仿律》，有中文译本。 塔尔德说： 模仿是先天的，是我们生物特征的一部分，人们通过模仿而使行为一致。模仿是基本的社会现象，是社会进步的根源，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他并提出了著名的“模仿三定律”：
1、下降律:社会下层人士具有模仿社会上层人士的倾向 。
2、几何级数率: 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模仿一旦开始，便以几何级数增长，迅速蔓延。
3、先内后外律: 个体对本土文化及其行为方式的模仿与选择，总是优先于外域文化及其行为方式。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是圣人情怀，而是方法论，是儒家方法论的核心，用今天的话说，是有理论依据的。这个理论依据，就是模仿三定律。当然，孔子在说“风动草偃”这句情景中有点高估统治者的力量和贬低老百姓的能力了。
对于儒家的无为而治，孟子显然有些着急，批判异端并大声疾呼：“能言距汤墨者．圣徒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要端正人心，消灭邪说，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唐的言论，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壮志豪言以言论来反对杨朱墨翟的，认为只有自己是圣人的门徒。春秋时期百家争鸣，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想，始终没有实现大同的理想社会。两千多年的实践证明，靠儒家思想，也实现不了。
因此，儒家学说的挑战是：第一，在理论上必须胜过各种所谓的异端学说，让人们觉知自己的人性是向善的，而人生只有走在善途上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快乐。第一，在践上不可能立竿见影，如何要求君主修德？君主的昏庸无能导致革命性取代，是否正当性？谁可以代表天命进行裁决？以上两项挑战历经两千年来依然存在。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的理论和儒家完全不同。老子笔下的圣人是“悟道的统治者"，他的统治是由道的角度与眼光来看待一切。道是万物的来源与归宿；道在万物之中，万物也在道之中：这等于在说：天下本无事，何必庸人自扰？《老子，第八十章》所描写的“小国寡民"是让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庄子．马蹄》描写远古时代的情况：“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听来正是桃花源！
由此可见，道家的无为而治几乎是要梦游到人类存在的初期状况，才有出现的机会。我们今天能够学到心得主要是：把“无为"理解为“无心而为”。外表随顺时代，言行举止配合社会，这是消极的处世方式。
总之，儒家主张人性向善，所以重视德行修养；道家肯定道在万物，所以强调智慧觉悟。儒家所谓的善，是指一人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孔子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孟子则愤世急呼“舍我其谁”进行推广仁政理念。这样的儒家所向往的政治目标就是“大同”，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实现，以此为目标，有次一等的“小康”境界可以追求。这些理念在《礼记.礼运》中展现，值得我们认真看待。“大同”的社会，各尽所能，互私互利。历史上合乎大同目标的，大概只有尧舜的时代了。“小康”的社会，依礼治国，推崇仁爱与正义，安居乐业。大同的社会遥不可及，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六位君主“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负责执政的短暂时期中，达到小康的目标。
儒家是入世的，从个人的修养作起，到家庭，到社会，以至全国、全世界。礼记大学篇的八条目是：格物(穷究事物的道理)，致知(使知识达到极点)，正心(心意真实无妄)，诚意(意念真诚)，修身(修养自身)，齐家(家庭圆满)，治国(国家富强康乐)，平天下(世界太平)。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作去，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