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夏朝，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王朝，关于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呢，我们上篇文章做了详细论述。夏朝仅仅存在于后世的文献中，如《史记》、《竹书记年》，至今也没有当代考古资料的发现。

因此，对于夏朝，我们了解的并不多，最耳熟能详的故事，那就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具体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们来说说，真实的大禹不入家门的原因，真的是因为大禹兢兢业业治水，没有时间回家吗？

原因并不是那么简单，这就要从失败的英雄鲧说起了。

鲧被舜以治水失败的理由流放致死

鲧其实是个失败的英雄，而且是个非常有群众基础的英雄。他的“失败”其实并不在于治水的失败，严格地说起来，鲧的治水根本说不上是失败。

那样的大洪水，谁规定必须九年要治理好？大禹不是在鲧已经治理的基础上又用了十三年吗？为什么没有人在大禹治水的第九年说他治水已经失败了呢？

所以，鲧被舜以治水失败的理由流放致死，其中的原因不是别的，是因为鲧在治水中的威望和影响，已经威胁到了作为接班人的舜的地位。说鲧治水失败，只是为处理他找个理由，他实际上应该是政治权力斗争的失败者。

从史籍记载来看，鲧不仅善于治水，还善于建城。《吕氏春秋》《淮南子》都有“鲧作城”的记载，《吴越春秋》更具体地说：

“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

看来，鲧是中国城郭的创始人。在古代，之所以“城”，应该是起源于古人防治洪水的活动。相传在尧、舜、禹的时代，黄河流域连续出现特大洪水，古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千方百计与洪水抗争。

而最初的办法就是“堙高坠庳，壅防百川”，即用泥土石块将氏族成员居住的地方筑起一道道堤埂式的土围子，以拦阻洪水，让氏族成员的居所和耕地、财产不受洪水的侵袭。

这种用以防水的土围子就是“城”的雏形。正因为如此，史书上才有鲧“作八仞之城”和“鲧障洪水”[8] 的记载。

在传统的历史评价中，说鲧治水只“陻”不“导”，就是说他只会堵不会疏。说鲧治水只“陻”不“导”是不客观的。

治水就只能“疏”而不能“堵”吗？必须要看具体情况。历史上的治水，堵与疏都是必要的，黄河、长江，以及大大小小的河流，不是都有“堤”吗。所谓“修堤”，就是堵水；年年“修堤”，造成有的河流都成了“悬河”，这不正说明“堵”的必须吗？

所以，鲧是因为政治斗争原因被舜流放死的，而氏族也都明白鲧是怎么失势的。

但鲧死了，洪水还得继续治，而在鲧之后，除了禹，似乎也没有更合适之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舜不得不“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史记》对这一点的描述非常精当：

“禹伤先人父鲧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司马迁的描述非常细致：大禹之所以悲痛，因为“父鲧之不成受诛”，而不是“父鲧之不成”，这里的重点是“受诛”。

禹为什么“过家门不敢入”，而不是过家门不入？一个“敢”字，包含了多少意思。因为，禹如果治水不成，鲧的下场就在那里等着他。《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黧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

大禹深知父亲的死因，对于政治的搏斗也清楚，所以他谨小慎微不敢出错，事事以舜为中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治水的禹，已经没有了回家的心思。

另一个原因是大禹懂得利用威望，塑造自己勤勉、兢兢业业为氏族奉献自己的形象，来获得氏族的认可与尊敬。

禹接任了鲧的职位后，联合众多部落，在伊、洛、河、济一带，逐步展开治水的工作。他不再是“堵”，而是“堵”“疏”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减少洪水对平原的灾害。

首先，因为从当时的人们公推鲧、禹治水，在鲧“受诛”后仍然如此，可知治水是鲧家世代相传的绝活，是鲧的父亲教会了鲧治水这一“家技”。

其次，鲧通过九年的艰难努力，已经在水利工程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甚至是初见成效，禹是在鲧创造的基础上，最终完成治水大业的。

而大禹治水成功并懂得利用威望，也是吸取了父亲的教训，避免自己重蹈父亲的覆辙。

舜帝在临死前禅位给了禹，可以说是政治博弈下的结果。

在大禹成为天下的“共主”，尤其是南征三苗、制定刑法，涂山会盟后，夏朝——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就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