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展现了他除了战略规划之外，另一种卓越的才能——他是一个顶级的“系统管理员”和“精算师”。他的工作，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尽力竭命，勉力维持”。
在政治上，他“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他整顿吏治，举贤任能，比如重用董允、费祎、蒋琬等青年才俊，也注意平衡各派系利益，努力弥合荆、益集团之间的裂痕，试图打造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机器。
在经济上，他高度重视农业生产，视其为立国之本。“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其财”。都江堰在他手中得到了精心维护，他大力发展蜀锦这一支柱产业，使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和对外贸易的硬通货。
在军事上，他“治戎讲武”，训练士卒。平定南中叛乱，看似是消除后方隐患，实则是一次精妙的“内部整合”与“资源掠夺”。“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不仅达成了“攻心为上”的政治效果，更将南中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物资，“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他还从当地征召勇士，组建了那支著名的“无当飞军”，成为蜀军中的一支特种力量。
经过他几年呕心沥血的经营，蜀汉竟然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小康局面，训练出了一支十余万人的军队。这简直是一个管理学的奇迹。在一个最小的硬盘上，他通过极致的优化和精简，运行起了一个足以与另外两个庞大系统抗衡的操作程序。
然而，精密的计算无法弥补总量的绝对差距。蜀汉与占据中原九州之地的曹魏相比，就如同一个精心打理的小作坊，面对着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无论诸葛亮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国力的鸿沟，是任何个人智慧都无法跨越的。
于是，我们从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到建兴十二年（234年），看到了那一次次悲壮的北伐。这已非《隆中对》里描绘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出击的主动战略进攻，而更像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以攻为守的绝望挣扎。诸葛亮像一个技艺高超的棋手，在棋局已显败势时，依然在寻找每一个微小的可能，发动一次次凌厉的攻势，如一出祁山时陇右三郡的归附，如射杀张郃，如与司马懿的精彩周旋……但每一次，都因为粮尽、或用人失误、或对手的绝对实力，而功败垂成。
他太清楚了。他在《后出师表》中那句“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道尽了其中的无奈与悲凉。这不是选择，而是宿命。北伐，是“鱼”对那片最初承载它的“水”（兴复汉室的理想）所做的最后、也是最忠诚的回响。
唐代杜甫的《蜀相》写得真好：“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泪水，不仅为诸葛亮的个人命运而流，也为那种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理想、才智与努力终究无法扭转乾坤的历史必然性而流。
建安十二年的襄阳城，大抵像个浮世绘卷铺开的集市。各色人等揣着心事穿梭于坊间，如同雨前搬家的蚁群。那位被后世描摹得羽扇纶巾的孔明先生，此时正蛰伏在城西的草庐里，像件尚未开刃的兵器，静待着历史的手掌将他提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