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醒来打开微信，大数据推送的我常看的公众号，头条是《文艺批评·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 | 安妮·卡森诗歌及访谈》。躺在床上读到其中的一首诗，感觉如微风掠过平静的湖面，有鱼儿从水中跃出，打破了晨间的宁静。我毫不犹豫地把两小节诗文复制到自己的公众号上。
《爱的小悲与狂喜》
我喜欢整夜闭着眼睛与你相守。
多么幸运 —— 你就在这里正从星辰间走来！
我曾踏上某段旅程，
遍历我的思潮与心路，
然后，
就见你在那里，
跪坐在路边，
手持小小的工具箱，
修理着什么。
赐我新世界吧，
从前的旧天堂，
早被你带走。
（温经天 译）
诗中的“你”无疑是从星辰大海般浩瀚的内心世界出发诗人，一个喜欢思考，倾心于艺术的创作，并坚持用语言文字构建心灵家园的安妮-卡森。她笔下的“你”几乎印证了我在叙事和创作过程里的感受。把诺奖得主的文学经验移植到自己的情境里，这不是攀附高门的庸俗，是心灵契合的共鸣。
我相信每一个带着虔诚的热爱把写作视为生命需要的旅人，都是《爱的小悲与狂喜》中的那个“你”。
那一年我为了逃离安徽乡村初级中学的艰苦，躺平了抗拒上级部门繁文缛节下工作调动程序。凭着医生出具的病假单赖在家里不上班，这样就像被判了刑的囚犯一样不能乱说乱动了。行动没有了自由大脑却异样地活跃起来，于是读书写作自然而然地成了排遣郁闷创建精神生活的必须。正如诗中所言：跪坐在路边，手提小小的工具箱，修理者什么。
有一天我收到母亲的来信，信中她告诉我秀莉死了，当时我愣了片刻，啥也没想，也不想说什么。母亲说秀莉是公伤，死在她工作的水泥厂里一个高高的圆柱体的建筑里。
秀莉和我同岁，我们是在同一条小街上长大的。那时我家门牌17号，她家30号，在高低不同大小不一的本地民居形成的大弄堂里，这两个门号相隔不远。我们同一天背上书包上学堂，在同一个教室里读书识字。那时小学低年级孩子读书是半日制的，一周上午一周下午轮换着到校上课。不到校上课的半天时间被老师安排成多个学习小组，我和秀莉、月梅、龙珍还有三个男生一个组，我们总是在一起温课，我是小组长，他们常常到我家围着客堂里的一张八仙桌写作业。
秀莉姓庄，根据老师沪语的口音的普通话我们就误以为“庄”和“张”是同音，于是把她喊做“张秀莉”。当时我们刚开始学拼音认生字，秀莉很认真地给我们纠错，她说自己不姓张姓庄，但是她对拼音字母掌握的不熟练，糊里糊涂地把“庄”拼成了“j-i-ang”，调皮的龙珍哈哈哈地笑着说：“jiang—僵尸举！”，大家也跟着笑起来，沪语“鬼”与普通话“举”同音。小孩子之间相互起绰号，谁也不当真。
有一天上午温课结束后，我和秀莉、龙珍跟着挎着竹篮的月梅一起到野地里拾菜农丢弃在田里上的老菜叶。所谓野地就是老镇外的人民公社的蔬菜地的田埂和小河边。月梅家养了一只羊，菜农收割蔬菜时削在田里的老菜叶可以捡来喂羊的。
我们沿着石子路走出弄堂那里就是田园的风光了，一方方绿色的蔬菜连成片，我们走进一块已被收割了的包菜田，被一个菜农赶了出来。于是我们就蹲在田埂上假装薅青草，时不时地又窜到田里“偷”几片老菜叶。老菜叶也是农人家的猪饲料，最终我们还是在一个菜农不断地呵斥中悻悻地回家了。
路上经过一座木桥，桥上有栏杆，月梅趴在栏杆上莫名其妙地大喊大叫。看着被风吹动的河水，在一阵阵波澜的涌动中我站在桥上觉得桥在移动了，我赶紧叫她们不要说话，安静地看迎着我们而来的水波，她们三人也有了和我相同的感觉。怎么回事？大家觉得奇怪，龙珍突然拔腿就跑，同时大喊：“举来了！僵尸举来了！”我们跟着也跑起来，机灵的月梅笑呵呵地喊着：“芋艿头来了！”龙珍姓俞，也不知道是谁给她的起绰号，叫她“芋艿头”。
一年级第二个学期，大概四月间，秀莉生病住院了，据说是肠子被蛔虫绕住了，医生开刀从她肚子里取出两团蛔虫。一天下午班主任老师带着全班同学去医院探望她。医院就学校附近，同学们两人一排的队伍由老师带领着从医院的后门进入，直接走到住院部的儿科病房的楼下。
我们拥挤着站在楼道里，看到护士把儿科病房里的秀莉带到了楼梯的拐角上，她穿着医院的里的条纹衫，原本黑瘦的脸庞那日却白得像图画本上的卡纸，头上两根小辫合并成一根挂在后脑勺，小脸好像变大了。我对月梅说：她不像原来秀莉了。月梅和我同感，她住院没几天模样怎么就变了？大家都在说这不像原来的庄秀莉了。
老师不许我们大声说话，护士也不让我们靠近楼梯，我和月梅向她挥手，她好像没看到我们，我们把手拢在嘴边成喇叭状轻声地喊她：“秀莉”、“秀莉”，她一点点的反应也没有，只是附身趴楼梯的扶手上，木讷地看着我们的激动，月梅不高兴地说：住院开刀人也戆了。
她出院后一日，她和月梅来我家，我好奇地问她住院有关手术的那些事，最后我想看看她身上被动了刀的部位。秀莉起初不愿意，后来在月梅的说服下她慢慢地撩起衣服、褪下松紧带的裤腰让我看手术的地方。刀疤像一只巨大的蜈蚣贴在她的肚皮上，看了心里就寒丝丝紧张，刀口上的每一道缝针略高于皮肤，增生的瘢痕还带着污红的血色。
月梅和秀莉两家是隔壁邻舍，两人平时就像鞋拔和鞋刷之间的关系，是形影不离的好伙伴。有一天在我家温课时，不知为啥月梅和龙珍吵架了，她们你一句我一句互不相让地对骂，秀莉自然帮着月梅一起骂“芋艿头”了。龙珍急了，张口就恨恨地骂秀莉是“开刀逼”，说她多管闲事该吃屁。秀莉受不了龙珍的叫骂她哭了。
我外婆刚巧从外面进屋，见秀丽在哭就猜到这事和龙珍有关，她板着脸说龙珍是个绞舌精，老是犯条款了。
龙珍听了还犟嘴说我们都在包庇秀丽。我外婆生气了提高了嗓门教训她：侬凶得没规矩，明天勿要侬到我屋里温课了，小姑娘怎么可以这样恶毒骂小朋友……我们也在一边嚷嚷：告诉老师去，余龙珍总是讲下流话。
那一学期秀莉的学习被病情耽误了，期末考试语文算术都不及格，她被留级了没能和我们一起升入二年级。但这不影响邻里街坊小孩之间的往来，我们依旧在一起玩跳皮筋、造房子的游戏，春天里还一起挎着小篮子拿着小刀到野地里挑马兰头。
母亲在信里告诉我秀莉尸体软的。母亲没有细说事故原因。当时我也没意识到秀莉吊保险带被强大的气流活活绞死这件事像一团不散的乌云飘入我的小宇宙里，并且会还原秀莉的鲜活的模样，比这更让我我吃惊的是在我的潜意识里她交还了我正在寻找丢失了的旅行袋。
那时我在安徽一乡村中学工作，为了离开调回南京我以身体有病为理由对抗上级部门的阻扰，用病假条混一份稳定的工资，空闲时间都花在看书写作上。受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启发，我对自己梦格外上心。那一个时期的梦都被我记在一个牛皮纸的“工作手册”里。找出那本手册翻开记录，毫无悬念又出乎预料地看到了自己40多年前的精神状态，有一个标题《心理的奥秘》，其中一页记录了1984年元月10号那夜的梦境，发黄了的页面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我梦见了秀莉”，下面是不加删减照搬上的原文，括号内的是当下的注释。
“我要出门旅行去了，两个小号的人造革的旅行袋鼓鼓囊囊的像两个小枕头。我拎起一个，还有一个不见了，我抬头寻找，看到它被摆在候车室的长板条坐椅上，谁把我的心拎走了？（这是原文，当初梦里我是否把自己的心脏放到旅行袋里，记录里没有）我想走过去拿回自己的“心”（引号是我当下添加上的）
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了，站在一个阴森森的屋里，秀莉在屋里，她不言不语只是把那个旅行袋递到我手里，我吓得汗毛根根竖起，扭头就跑了。我清楚地看到那屋里还有一张床，床上有一团鲜血淋淋的肉疙瘩，好像是一个刚从人肚子流出来的有手有脚的胎儿。（我在安徽某县医院妇产科手术室里见过一个从疯女人肚子里引产出来的血肉模糊死胎）
我的书包（旅行袋变成书包了）上沾满了胎儿的血。
我回到人群中，在众人的行列里我惊恐地发现自己突然长高了，变得像一根电线杆那么高，我吓呆了，突然又缩回到原来的身高，但是我的脸瘪得如一个放了三天的气球，干瘪的皱皮令人恶心。我恢复不了原状了，怎么办？惊恐之下我醒了。”
事后在大脑里涌现的印象就像浸泡在溶液里的像片，看上去都是完整的，捞出来却是破碎的，好在有文字助力，还原的真实基本不走样。那时候农村中学硬件设施不好，没有图书阅览室，更谈不上有藏书供我师生翻阅，十年文革刚巧革走了我初中、高中、大学的学习时间，成为教师也是运气。肚子里没墨水，脑子里没概念，渴望自己成长，开窍也就在那段时期。这梦境笔录的前两页是元月5日的读书笔记。几段话摘自83年第11期《文匯》杂志。
1、画家黄永玉说：“生活变化多端，有一个规律常常使我产生信仰式的尊敬，那就是真正的痛苦是说不出口的，且往往不愿说。”
2、我觉得人的一生谁都会有不顺心的事，但是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灵魂上所受的侮辱和欺骗。
3、在极度的痛苦中冷静下来清理往事不正是庄严的转折吗？
这话都出自陈汉元对雕塑家刘焕章的作品的批评。
文化名人黄永玉已仙逝。陈汉元是谁我并不清楚，感觉他是一个文学批评家，现在问了元宝才知道，他常见的身份是电视艺术家、纪录片撰稿人、电视评论/电视文化观察者（1936—2021）。那一期文匯杂志上他的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分析点亮了本人懵懂的意识。记得刘焕章（1930—2026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雕塑家，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离休教授，雕塑创作研究所研究员）的作品是一尊跪坐着双手捂着脸的少女裸体雕像，材质是大理石的还是汉白玉的我不记得了，作品题名大概是《忏悔》文章的最后结语可能是：“是啊，光后悔有什么用？”
倘若我把这些喂给Workbuddy，再添上我后来的两个梦中见自己一丝不挂的恐惧，让AI替我写一遍有关心理成长的文章，逻辑上一定是无可懈击，只要我不断地去发问提示，语言一定是完美的，最终的出文一定是远胜于我的表达能力的。
我不想这么玩。
秀莉死在水泥厂封闭的圆柱体的工场里，我并不清楚厂里高大水泥建筑的内的设置，于是也问了元宝，元宝给我解释之后问我：“你问这些有什么目的？”我老实供出：“想念一个死在里面的朋友，想作文纪念她。”元宝居然人模人样地劝说我：“想念一个死去朋友，你心里有就行了，没必要写出来告诉大家……”见这话我心里就骂“它妈的，滚你的！”我马上页面，不想再和Ai啰嗦了。
秀丽怎么死的？这种残酷的现象难以想象难以表述。一个小人物的死从来不会比鸿毛重，若是大人物即使寿终正寝舆论也会给予的泰山的重量，人是分等级的，死了的和活着的都一样。
一个重大伤事故，对于工厂安全管理部门本该就有这推卸不了的责任。 事故发生后厂里的几个主要领导人立刻就去秀莉家“家访”了。她母亲退休在家，见厂里的大领导来自己家心里就打鼓了，秀莉上山下乡去了云南农场，知青返城潮中回上海顶替了她进入水泥厂工作。
领导突然之间对她关怀她立刻感觉到自己摊上大事了。一个老实巴交的退休女工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厂里的几个大领导，母亲的本能只是一个劲儿问来访的领导：秀莉怎么啦？
很快秀莉的先生和父亲也由他们厂里人陪同着回家了。这两个男人已经知道秀莉的遭遇了，进门时眼睛里噙着眼泪不敢正视秀丽的母亲。秀莉的父亲眼睛高度近视，他坐到椅子上摘下厚厚的眼镜不停地擦眼泪，秀莉的母亲立刻意识到秀莉出大事了。在厂领导说出真相时，秀莉的母亲当场晕了过去。
这些都是后来我听我母亲说的。
后事的处理都是秀莉的阿姨出面与水泥厂劳资方交涉的，劳资方拿出证据说秀莉那几天身上有病，事故原因是她的疏忽大意。
我母亲还告诉我秀莉的阿姨很厉害，她据理力争为秀莉讨回公道，逝者的尊严最后也就是多拿几万块钱的抚恤金。
秀莉没了，当时她留在我大脑里真实印象是之前她下班回家路过我家门口和我打招呼时的模样，白色的短袖衬衫，蓝色的长裤，头上的烫发未经打理，满头都是小卷卷，她不是一个泼辣的女人，说话的语调和小时候一样慢悠悠的，她淡淡的恬静的目光里总闪有一丝说不清的茫然，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看上去就是一个本分的老实人的状态。
秀莉出现在我的梦里也是满头小卷的黑发，也是不言不语，她看着我的目光不是儿时住院趴在医院楼梯转角扶手上的木讷了，也不是恬静中淡淡的茫然，她是不是看着我？我没法确定，我现在也不想说了，再说下去就是无端的消费潜意识里的恐惧了。
我妈她始终不忘记秀莉路过我家门口留逗我女儿说话的温馨，母亲说秀莉看到我女儿会从手提包里拿出零食给她，苹果小点心本是她为她的孩子准备的，她布施母爱，让我的孩子分享她的快乐。那年我女儿未满四周岁，她的女儿大我女儿两岁。
有个朋友问我：“秀莉是真的事情吗？”我说：“完全是真实。”朋友曾经和我是同事，年龄比我小，70年代出生，他说自己到了这个年纪后反而不敢面对这样的真事了，因为中年了，会去体会别人的体会。
会体会别人的体会是人性的共情之下感官的高贵之处，这里带有个人的情感与经验的回声，在我们生存的体系里这种深刻的意识的就像昂贵的奢侈品，它不是用来挥霍的，拥有了也不会随随便便的拿来消费。
共情接受真实但也不排除虚幻，虚幻的真实有时候就像深潭静水上的倒影，倒影让真实有了厚度，厚度容积我们的思考。
想一想确实是这样，内在视点所及的幻像和自身的距离即近又远，出现在在心坎上亦真亦幻的现象即沉重又轻盈，也只有艺术才能表现出它们的生命力。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