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厦门大学刘连泰教授的一篇文章《文科博士们，春节回家能不能别装》（以下简称“刘文”）引起了大家关注。参照被批评的王磊光《博士春节返乡记》（以下简称“王文”）以及其它两篇文章，我觉得涉及到了知识阶层与民众的关系问题。近期正好在思考相关的问题，虽未成熟，但也贡献出来，供大家讨论吧。
在讨论之前，请容许我先针对刘文的批评略做回应。
首先，刘文将三篇文章放到一起批评，认为博士们对待自己的家乡有种道德优越感。“文字悲悲切切，硬将自己打扮成家乡的教父……”我想不明白揭露或批评农村现存问题，不见得一定都是道德优越感的体现吧？如果是因为行文特点的原因，那么王文并未体现出道德优越感。相反他的笔记，非常质朴、真诚。刘教授将批评矛头对准文科博士群体，不太妥当。
其次，刘文将博士们的写作，视为精神世界脆弱，是对民众直白的金钱崇拜的孔乙己式回答，是没有“雅量”的表现。
不少文科专业的学术训练，本身就需要学生具备很强的人文和现实关怀，从现实问题出发，自觉地思考和书写，并没有什么不妥。这我不知道作为文科博导的刘教授为何将其视为精神世界脆弱？
再次，刘文批评博士们的写作充满田园牧歌情结。其实，除了王文，另外的两篇文章，并没有表示出对农村过去的怀念。甚至明确说“传统上也未存在田园牧歌的生活”。这涉及到如何看待农村精神资源的问题，有些复杂，先不展开。
最后，刘文视家乡为驿站，劝博士们洞穿世事，不要“装”。刘教授说：“既已离去，故乡就只是驿站。我也曾歌舞升平，也曾推杯换盏，但我明白，自己终究会离开，回到那个可以接纳我，我可以嵌入其中的城市。”博士们的态度是：“我们需要惋惜的是，我们该如何在破除旧的传统的同时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回家究竟看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刻意去观察，但是很多事情却不停地往你心里撞，也就有了很多感受。越看，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孰高孰下，诸位自有论断。
该说回正题了。怎么看待知识阶层与民众的关系？
我觉得刘教授关于道德优越感的批评其实并非毫无意义。如鲁迅所言，我们与人交往时，习惯的模式是做奴隶和做主子。知识阶层泛泛地居高临下地批评民众，的确值得警醒。但，反过来民众就不能批评么？也不是。知识阶层如果不把批评现实作为其责任之一，那就等于自废武功。知识阶层与民众的关系应当是：来源于民众，是民众的一员，在尊重民众主体性的同时，提供必要的思想和智识支持。既不是自居高位的启蒙人，也不是被“工农化”的对象。目前，知识阶层越来越脱离民众，沉浸于一己之悲欢，对民众面临社会关系问题，留守老人问题，价值崩解问题，生存困境问题等等缺少深度地思考，有力地回答。我们是要在脱离民众路上越走越远，还是要找回主体意识找到自己的合理定位？更理想一点的想法，我觉得或许知识阶层与民众的接近，不仅需要自我承担意识地坚持，更应该是知识阶层破解自身虚无感，塑造社会参与感，让精神世界更丰盈的主动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