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家园》是王小波的一本杂文自选集子，也是我读到的他的第一本书。在这之前，除了知道王小波是个著名作家之外，我对他知之甚少。
在图书馆偶遇这本书的时候，书的名字一下子吸引住了我。我承认，我对专业作家们的精神世界有点“窥视癖”，因为我特别想知道那些“下笔如有神”的人心里都住着些什么“神”。想要进入他们的“精神家园”，读这类自传或半自传类的作品，无疑是最好的途径。
这本书吸引我的，还有目录上的篇目，比如《小说的艺术》《我对小说的看法》《关于文体》。对于一个学习写作的人来说，这些篇目无疑给了我一些“武功秘籍”般的期待。
结果，读着读着我就忘了这些初衷。
逛完王小波的“精神家园”，掩卷细思，我发现自己既没“窥”到什么“大神”，也没学到一招半式的“绝招”，倒是这位园子主人给我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更是一个勇敢的人。
他的妻子李银河说，“王小波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他就在那个无比庄重却无比滑稽的场合喊了那么一嗓子，使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继而露出会心的微笑。”
在某个“无比庄重却无比滑稽的场合”，知道真相的人有很多，但有勇气大声说出来的人却寥寥无几。
王小波能说实话，敢于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黄金时代》出版后，因为写到了性，很多人说它格调不高。他在《关于格调》一文中，明明白白地说，“我反对把一切统一到格调上”。他勇敢地声明自己的立场，“假如我要写什么，我就根本不管它格调不格调，正如谈恋爱时我绝不从爱祖国谈起。”
这篇文章发表于1995年，在当时能说出这些话，还是很需要一些勇气的。
他的观点立场鲜明，绝不拖泥带水，而且一针见血。他说“我在这个领域（文中指社会伦理领域）里有话要说，首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
他的话很实在，也很接地气。他用“牛粪落在田里，大太阳晒了三天，也会发酵、冒泡的”来比喻想象力的产生。
他说，“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
他，是一个对生命充满责任感的人。
在这本书的《序》中，他写道：“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我开始写杂文。”
中国人讲究明哲保身，讲究“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可是如果人人都“不立危墙之下”，墙坏了，快要倒了，谁去修呢？难道都眼睁睁看着它倒掉吗？
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认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于是，他拿起手中的笔，放弃了去做明哲保身的“君子”。他说，“我写这些作品是有所追求的，但这些追求在格调之外。”“对于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唱唱反调。”
他批评当前拍出来的类似于《庐山恋》之类的爱情片，“男女主人公一不接吻，二不拥抱，连爱你都不说，只用英文高呼：I love my motherland！”这，纯粹是让观众在洗“冷水澡”。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幻片，是因为我们的“上面”对文艺作品的要求是要有“现实意义”“积极意义”，要“配合当前形势”，而科幻片题材，很艰兼顾这些问题的回答。
在这本不过三百多页的集子里，就选编了《个人的尊严》《君子的尊严》《居住环境与尊严》《饮食卫生与尊严》等四篇文章。他从多个角度谈论“尊严”这件事，字里行间都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之思。
他，是一个追求“有趣”的人。
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若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他把“有趣”列为自己人生的重要目标，也把“有趣”确定为“文学的使命”。
我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
在他的眼中，“无趣”等同于“假正经”。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
他的文笔时而幽默诙谐，时而尖刻辛辣。他批评张爱玲“把自己的病态当作才能”，说她的作品带有“幽闭型小说”的味道，总是“在不幸中品来品去”。
他的文字从来也不端什么架子，让人感觉他与你没有什么距离。
为了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他口中所说的“有趣”，我又穿插着读了《黄金时代》《三十而立》等几篇小说，里面的人物和情节也的确很是“有趣”。
他崇拜罗素，把他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人人理应生来平等”“把人人同等对待”，也是他非常推崇的伦理观点。
可惜，他四十五岁就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不知道又会用他的笔说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