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举子之旅——从广东到北京
大木康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
演讲人简介：
大木康教授，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专攻中国明清文学、明清江南社会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冯梦龙〈山歌〉研究》(2003)、《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2004)、《风月秦淮：中国遊里空间》(2006)、《冒襄与〈影梅庵忆语〉研究》(2010)等。
过去中国的诗人很多是官僚，他们旅行的机会不少，而且每到一处就要作诗。松浦友久教授称之为“诗迹”，就是作诗的名迹，比如赤壁。中国诗人一般是在现场作诗，而日本平安时代的歌人大多是住在京都的贵族，他们的和歌中有不少是歌咏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叫作“歌枕（うたまくら），是想象的名胜古迹。在这种差异下，我对中国诗人的旅行开始产生兴 过去有关旅行情况的资料，第一是诗文集，第二是诗总集，特别是以“诗迹”编成的总集。此外还有地方志的艺文部和游记，就是史部地理类的游记、纪程、路程、总计之属。另外还有日记和年谱，比如阮元年谱从北京赴任两广总督的每日的记录都保存下来，这是很好的材料。第七是商业书，明代后期，一方面旅行的人比以前多，另一方面出版业相当发达，所以出现了不少商人的guidebook，其中有不少关于旅行的内容。 但这些资料还不够，我想知道的是具体的情况，就像现在机票在哪里买、到了机场要办什么手续等等。这些属于一般常识，一般来讲，越平常的知识越没有文字材料。陈正宏老师提过，《燕行录》也是很好的材料，因为写《燕行录》的都是外国人，对中国人来讲的一般常识，对他们来说是新奇的见闻。另外，有关旅行的细节，包括交通工具、住宿、用餐、携带物品、旅费、旅行中遇到的困难、犯罪、旅行中的娱乐等；以及在以前没有普及普通话的情况下，他们的语言问题怎么解决？还有人和人的关系、择日、地图等等 我想用“士农工商”的概念来考察明清时期出游者的情况。第一是农民，当时的农民一般很少有机会去远游，他们是生活在某一个方言世界的人。根据William Skinner 的市场圈模式，明清时期的农民从乡村到镇上买东西，一般去的最远的是县城。我曾在江西南丰县的一个乡村调查傩戏，当地农民在农闲时会出去表演，北到宜黄、南城，南到广昌，东到黎川、建宁，就是以南丰为中心基本上五十公里以内。这属于以南丰为中心的一个方言圈，他们的活动范围——曲艺圈和方言圈——是完全一致的。
实际上，明清时代移动最多的是“士”和“商”，“士”指的是考生、官僚或幕客，“商”主要指的是客商。在旅行书籍中，也有题名为《士商必要》这一类的书。冯梦龙“三言”中有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故事中就有徽商和粤商之间的矛盾，而这个故事发生在湖南。另外，科举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旅行的制度，考生先在县城考童试，考上了就去大城市应乡试，乡试考上了就是举人，全国各地的举人都要去北京应会试。如果考上了继续当官，还要出外任地方官。所以明清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从自己的家乡一层一层到达北京，再从北京到某地当官，他们旅行的机会是相当多的。
我一直在找有关旅行的具体资料，偶然发现了林伯桐写的《公车见闻录》。林伯桐出生于乾隆三十九年，道光二十四年去世，广东番禺县人，嘉庆六年27 岁的时候考中举人，最后在嘉庆二十一年42 岁时到北京参加会试，同年父亲去世，之后他不再应试，专心于读书著述。嘉庆二十五年阮元到广州做两广总督，开设了有名的学海堂，林伯桐被选为学长，所以他的文章很多见于《学海堂集》。道光二十四年70 岁的时候，任德庆州学正，当了一个小官，但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林伯桐是一位精通《诗》、《礼》的学者，著作很多，有《毛诗识小》、《毛诗通考》等，《番禺县志》列传中有他的传。《公车见闻录》一卷篇幅不大，是道光十九年他还在世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整理刊刻的。序文里说，《公车见闻录》原来是以抄本形式流通，后来要看的人多了就刊刻出版了，当时刊刻出版的书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公车见闻录》现已收在《修本堂丛书》，这是收集林伯桐个人著述的一套丛书，在日本只有东北大学和东大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最近台湾出的《丛书集成新编》中也影印了台湾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版本。《公车见闻录》一卷分有十个章段：约帮、就道、行舟、升车、度山、出关、工仆、用物、养生、至都。
第一个是约帮。“凡北上者，以约帮为重。盖万里同行，逾年相聚，自早至暮，咫尺不离。其无形之擩染，不仅如香篆之熏衣也。易曰，出门同人，此为第一义矣。”可以知道当时广东人去北京应考，是结起帮来租一个船，大概当时雇船不怎么便宜。“帮友亦不必太多。大约四人同舟，两人同车为通行常例。若两人同帮，则必甚相得者乃不寂寞。”如果只有两个人，性格矛盾就很麻烦，因为好几十天从早到晚在一起，所以一定要“甚相得者”。“至五六人同帮，合为一船，则逼仄，且行李必错杂”，所以还是四个人最合适。五六个人“分为两船则多费”，“饮食难照应”，八人以上就“必须分为两船。人数既多，仆从亦众，瞻前顾后，意见纷岐，似不若简之为愈”。
关于“就道”：“吾粤北上之路，其常行者凡五。”“一为沙井路，长江路，中江路，汉口路，樊城路。”据说沙井路最快，车多船少，要七十天。中江路坐船比较多，也差不多要三个月。所以当时人从广东到北京最快也要七十多天，最慢的三个月。当时会试要求三月九号一定要报到，所以广东的考生一定要在春节前后启程。
“行舟”是雇船时要注意的地方。“雇船者要船身完好明洁。问行船用几人，问船内何处住容。”这个很有意思：“令掀开船板，看舱内安顿衣箱之处要爽洁，问何处备客炊爨。令船户逐一指认，分定界限，以免混杂。”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们买机票的时候无法确认椅子坏不坏，干净不干净，或者飞机有没有问题。还有关于价钱的：“先交船价若干，余价为包封，写明，船至某处，交包封若干，至某处又交包封若干，至某处然后交完”等等。如果“途中船户求借，以船票示之，彼觉词屈，亦不能多求也”。
路上换马车的时候，就是“升车”。广东人习惯“乘肩舆，骤闻登车，多有畏心。其实大河以北，妇人孺子亦能乘车远行，并能骑驴代步，必非难事可知”。另外，坐船可以在船上睡觉，但是坐马车一定要住旅馆。“凡车将到站，先要着人看店。若是日在路上见车甚多，则住店难得。须预先数十里，着人雇小驴，驰往前路，打店以待。或计是日到站已夜，恐难觅店，亦须如此。”还有很有趣的地方：“每晚在店中，晚饭毕，即要将店钱算明结完，并预备酒钱。次早洗面饮茶后，赏以酒钱，即可登车矣。”刚才是check-in 的情况，早上check-out 如果有很多人排队结账，就会耽误时间，所以每晚吃完晚饭马上就要把账结掉。
有时候一定要用人力爬山，就是“度山”。“舟行将近度山，即有涉水远来，迎请人行者，可婉辞之。”就像现在一样，运输公司的人会提前派人来下船的地方招客。“问夫价轿价，若在其行，说价已合，行内即发夫往舟中搬行李，谓之上河。”下船的时候，自己的行李要叫他们来搬。“行中报云行李到齐了，即照号数一一点明。”运输公司说行李都齐了，他还是要一一点明。“其皮箱内有路费者，可一开视。”如果在箱子里放钱的人，还要打开确认。
还有养生。“昔人有言，万里之外以身为本，故调摄为北游先务。而读书犹次焉。饮食者又调摄之要事也。”他们到北京是为了科举，所以要为了考试而读书，但是旅途中还是身体健康最重要，不能太拼命看书。
还有出关、工仆等。当时出去旅行，要经过好几个关口，官员要检查，书里写道，还是遵照官方的要求更为顺利，不需要故意隐藏自己的东西，反而麻烦。还有工仆：“盖数千里外日用起居，皆资健仆，其人不足靠，安得呼应之灵，必用当其才乃臂指之效。”还有“用物”：“船中桅头之旗，写奉旨会试四字。或父兄本有官衔，即写其官衔亦可。”因为当时举人到北京应考可以说已经是一种官方的旅行，所以传统上可以写“奉旨会试”四个字。另外虽然《公车见闻录》里没有记载，不过当时的科场条例是给每个举人发一笔旅费，每个人几两银子，但是绝对不够。
最后是“至都”，也就是到北京的一段。因为很多人住在广州会馆，这部分是关于怎么登记之类的事情。
在光绪年间还有一本李虹若的《朝市丛载》，这本书可以称为一本“北京生活手册”。《朝市丛载》卷一是有关“品级、衙署”，这是有关北京官府的记载；“国朝鼎甲录”，有关科举；卷三是“会馆、客店”等等；卷四是“风俗、行程、路程、风暴”；第五是“汇号、宴会、文具书画、服用、食品”；还有北京的“古迹、时尚、戏园、戏班”。
总之，通过林伯桐的书，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旅行的一般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