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穷人能够接受良好教育、拥有健康的身体，如果人们在为孩子投资方面具有安全感和信心，让孩子走出家门，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发展，那么人们是否就更容易摆脱贫困？

穷人好像总是与不幸与挫折为友，如果气愤与暴力占据上风，那么他们能否摆脱贫穷，我们尚不可知。可是，某些有效的社会政策可以使人们远离失败，可以使他们认为他们即使失败，生活也有基本的保障，那么这样的政策或许是关键一步。

如果以上这些都不正确，如果国家政策不能带来经济增长，那么尽一切可能来提高穷人的生活质量，不再等待经济刺激，将是大势所趋。我们不能容忍那么多有才华的穷人因为物质生活的贫乏或教育的缺失而失去展示才干的机会，甚至生命，这不但是个人的悲哀，也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悲哀。获奖学者虽然拿到了大奖，但还是不能根除贫穷，一年来，世界上有很多人说他们不配这个奖，顶多只是干了一些“力气活”。但“力气活”总得有人干，干出点成绩也着实不易。两位经济学家及相关人员通过长期大量艰苦卓绝调查研究和巨量实验，从以下5个方面告诉我们有些事情或许可以改善穷人的生活。

第一，穷人通常缺少信息来源，相信那些错误的事情。他们不清楚怎样保持健康减少疾病（如给儿童接种疫苗、少抽烟少吃盐），不明白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知道怎样使自己的农作物多产（如使用化肥和优良种子），不知道哪种方法最易染上艾滋病，也不知道政治家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在他们发现那些坚信不疑的信念是错误的之前，他们会做出错误的决定，这些决定有时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如果一个人得了重症不是得到医生护士的救治或者到医院，而是通过迷信或偏方的方式试图康复，如果女孩们发生性关系并且未采取避孕措施，或者农民使用两倍于正常量的农药或者化肥，又或者农民选举不知道该怎样投票（选人唯亲、随意选举或不在乎后果），那么这些事情的后果都是严重的。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得过且过、办事拖延，所以导致很多人深陷于贫穷陷阱之中而无法挣脱。

有很多事例可以说明，一条普通的信息可以带来巨大的变化。当然，事情并不总是如此。要想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条信息必须具备以下特点：它必须是人们尚未知晓的（如“婚前性行为”是人人都知道的，效果不明显）；信息的发布方式必须是简单而有吸引力的（电影、电视剧、精心设计的报告单）；信息的来源必须是可靠的。在这一方面，中国在扶贫方面做了很多后来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工作，比如村村通公路，电力、有线电视及通信设施尽量覆盖贫困地区，为贫困人口获得信息提供便利。

第二，穷人肩负着生活中的多种责任和巨大压力。人越富有，越容易做“正确”的决定。穷人没有自来水，因此，当政府对水进行氯化时，他们不能受益。他们买不起富含营养的食物，因此不得不想办法确保他们及自己的孩子得到足够的营养。他们没有自动扣除功能的储蓄计划，例如退休计划或社会保障，因此要想办法存些钱。做这些决定是困难的，因为它需要人们考虑当下或前期做出少量付出，而回报很可能遥远的未来。人们拖延的习惯或者短视会把事情搞砸。对于穷人，更为麻烦的是，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很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做着竞争激烈的小本生意或者在社会低层从事超乎想象的体力劳动，每天精疲力竭，因为文化和技术的缺乏，总要为找到下一份工作发愁。这也说明通过做正确的事情，他们的生活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降低加铁/碘盐的生产成本，使人人都买得起；银行提供存钱容易但取钱代价会稍高的储蓄账户，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如果有必要的话，政府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基本医疗保险，让其不至于为此过分焦虑；在自来水昂贵的地方提供清毒剂以做净水处理。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第三，一些服务于穷人的市场正在消失，或是在这些市场中，穷人处于不利地位。穷人存款所得的利息（如果有幸拥有一个账户的话）很低或者是负利息，但贷款的利息却很高（高利贷或其它民间借贷）。在银多国家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市场尚未健全，尽管医疗问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在一些案例中，技术创新或制度创新可以弥补市场发展不足，例如小额信贷市场，它向穷人发放小额贷款，利息不高，人们支付得起；又如，电子转账系统（用手机等）和个人识别系统可以在未来几年大幅消减银行成本。但是，我们还应认识到，这类市场的兴盛不仅需要靠自身的努力那么简单，有时需要政府的支持。

政府提供免费赠送的产品或服务（如蚊帐或到保健中心做检查），甚至奖励人们做有利于自身的事情，这有利于脱贫。有些专家不信任这种免费发放的产品和服务，即使是从纯粹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其效率太低或没有长期效果。但是，研究发现，相对于收取一个固定价格来说，免费向每个人提供服务的成本常常更低，比如免费提供避孕套或免费的体检可以减少政府在医疗方面的投入，虽然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确实是真的。在某些情况中，这可能需要确保市场所售产品的价格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允许市场得以发展。例如，政府可以补贴保险费用、发放代金券，而家长则可以在任何一家学校（公立或私立）使用，或是强迫银行向每个人提供免费的账户，只收取象征性的费用。我们有必要记住，这些得到补贴的市场需要受到严格的监管，确保其运转良好，尽量避免腐败，否则，少数“精明人”可能因此谋取私利，而好处并不能广泛地惠及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们。

第四，贫穷的国家不会因为贫穷或其不堪回首的历史而注定失败，同样的话也适用与一个地区或一个家庭。的确，在有些国家或地区，有很多事情很难办成：一项关于帮助穷人的计划由于被某些人接手而失败了；一项好的政策或者扶贫资金到某些地区就跑偏走样或大打折扣；有些地方公职人员玩忽职守，欺上瞒下；教师教学散漫；建筑施工时偷工减料，车辆超载以致道路塌陷等。这些事件几乎与那些精英们的经济阴谋无关，主要是由于制定政策时出现错误或监管不利造成的，包括无知、意识形态和惯性。在有些落后国家，人们期望护士完成普通人无法胜任的工作，但从没有人想过修改护士的工作职责。在印度，一位政府高官曾告诉我们，村里的教育委员会成员包括优秀生的家长和差生的家长。当研究者问他们如何评定好坏的标准时（直到四年级才有考试），那位官员立刻转移了话题。然而，由于惰性，这些荒唐的规定目前还在生效。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在不改变现有社会及政治结构的情况下，有可能对管理和政策加以改进。即使是在“良好的”制度环境下，改进的空间仍是巨大的，而在不好的环境下也有一定行动的空间。比如关于扶贫款的网络公开，群众监督。在某些村庄，只要确保每个人都被邀请来参加村庄会议，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并让他们为自身的渎职而担负起责任，并将这一信息与选民分享，向公共服务用户们说明他们应期待什么——医疗保健中心的准确工作时间，他们应当拿到多少钱（或是多少袋米），那么，一次小的变革便可以实现。

第五，对于人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最终常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在某些地方，孩子们放弃上学不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无法承担教育费用，而是因为家长或老师认为他不够聪明，认为教育并不能够改变他们的命运；农民不愿走出世代生存的大山，是认为地域的改变并不能改变生活的境遇；水果店老板不努力还贷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会负债；公职人员渎职是因为没人对他们在岗位上的表现抱有期望。改变人们的期望是不容易的，却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看到村里出现了大学生，村民们不但相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甚至开始认为自己的女儿也具备这样的潜力；当村民们看到邻县通过开展旅游富了起来，便认为自己的村庄也一样能富裕起来，于是敢于去尝试。更重要的是，成功能带来更大的成功。当一种情况得到改善时，这种改善本身就会影响人们的信念和行为。因此，在启动一个良性循环时，人们不应害怕必要的付出，同时政府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