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富人》、《杰出男人》、《仰视儿子》：家庭、成功与传媒的伎俩
麦克卢汉在这篇里贼刻薄，讲这些美国式的富人“功成名就了，有钱享受一切消费品，然而再也找不到攀爬的树木，以及宽广的平台去安排有益的生活。”
文化差异在欧美的客观存在，表现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企业家一旦爬到顶端，会在一两代人之内转向乡绅的生活方式。他们的闲暇或用于政治，或用于学术，或直接资助艺术家”。
感觉中美的情况是，登顶的过程本身有意义，但意义已经不在于把握并丰富自身的经验，也不在于用财富与闲暇来丰富自己和他人的经验了。
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中，伯森格戏谑道，“如果有一个天才可以使运动的速度加快一倍，如果他要剥夺我们生活中一半的东西，我们如何才能发现他的把戏呢？”他的回答是，“进入我们脑子里的内容将被他砍掉一半”。
麦克卢汉疯狂喷道，“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掉入成功陷阱的人，就可以发现这个陷阱的实质是速度。”如果稍加停顿、开动脑筋就可以获得思想、增加智慧，但是达到目标的速度将要下降——掉入成功陷阱的人不是很鄙视慢速前进的人吗？
辣个时代的美国，社会上升期使得人们忙碌而焦虑，造成了父亲在家庭教育的缺位，邻里生活不复存在，“处在商业生活洪流边缘的女性却有大量的闲暇考虑问题”。于是，她们开始梦想仰孩子，孩子将与父亲不同，将更加强壮和坚强……
令人不安的是这个梦想本身。这是一个指向无人格的商业社会的梦想，将事业上的成功与其他社会属性割裂了。米德《男性与女性》讨论道，“我们总将温情作为赏罚的手段，起初是训练孩子，后来用作学校和公司中表现的赏罚手段”。
在这种家庭和社会环境下，世界用消费品来衡量成功。执着追求成功的结果，是把大多数禀赋和才能排除在目标狭隘且拥挤的竞争之外，因而产生的是经验和表达的匮乏而不是丰富。不符合竞争目标的人，心境自然会愤愤不平，而不是泰然自若。此外，失败的人会感到丧失了父母和妻子的爱，这种爱是他们“有出息”的时候得到的有条件的爱。
传媒的在其中的伎俩，主要体现在“煞有介事地划分成功”，用品牌组合为阶层贴上标签，“让消费者穿上紧身衣”。
不论是将威士忌与“杰出人士”并列的行为，还是《生活》杂志搞的分社会阶层的消费指南图表，或者是抖音、小红书、知乎，通过无意义内容、带货、碎片“知识”，给人带来的虚假的满足感与虚荣心，本质上都“是极权主义”的伎俩，和古代社会独裁者分而治之的手段高度相似。
“如果把人划分为中西部、东部、南部（美国），你就可以牵着他们走，任何群体看见另一个群体的报告，都可能感到恐慌，且报告里描述的区别越暧昧肤浅，群体之间的对立就越是严重。”
广告业乔装为娱乐，它绕开人的理性，直接作用于人的意愿和欲望。在娱乐、企业、教育中，这种行为比比皆是。如果真要说这种行为有什么危害，那大概是占用人们的精力，让人们享受不到更好的东西。它们营造一种不宽容的氛围，让人们躲在自己认知的小小茧房里日益僵化，摧毁独立精神，冻结感知，扑杀判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