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性灵”说的思想渊源

  “性灵”这一表述在六朝就有出现，颜延之、刘勰、钟嵘等都有关于“性灵”的表述，如“陶冶性灵”之类的，但这些都是基于物感说之下的关于自然本性的描述，与袁宗道的“性灵”相去甚远。而与公安派“性灵”说内涵最切近的是南梁萧子显，明代“性灵”说的思想渊源之一可以说成他：

  史臣曰：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蕴思含毫，游心内运；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莫不禀以生灵，迁乎爱嗜，机见殊门，赏悟纷杂。[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影印乾隆四年武英殿本。]

这里的“生灵”就是“性灵”，说的是文章没有不以自己的性灵为主导，跟随自己的喜好而变化的。可见萧子显大力标举“性灵”，注重个性化的创作。但真正对公安派“性灵”说的提出有重大影响的还是李贽的“童心”说。

三袁尤其是中郎袁宏道特别对李贽敬重有加，还多次拜访过李贽（有说法是三次，有说法是四次），公安派受其思想影响较深。李贽无疑是个离经叛道的人物，他以“异端”自居，在文学、哲学等领域都有着大胆的议论。而文学创作思想主要有“童心”说和“化工”说。其中“童心”说对“性灵”说影响最大，甚至可以说是“性灵”说的直接渊源：

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李贽《焚书》卷三，中华书局1963年版。]

“童心”是“真心”，是“一念之本心”，而“至文”一定出自于“童心”，李贽把“童心”看做文学的最高准则。而袁宏道说的是“非以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都是注重情感的自然流露，且发之为声的，一定是自己的真性情。“童心”说的提出也是对复古观点的直接批判，但真正突破复古思潮的还是公安派。“童心”说和“性灵”说都在强调“真情”，但是二者还是有一些差异。李贽“童心”说的“真”也蕴含着对现实社会的反叛，因为在他眼中，世人都被经典的虚伪缠绕，失去“童心”。因此他追求“童心自文”，也就是将内在的欲求转发为文字，而且只有这样才会有“至文”。而公安派毕竟不是心学家，“他们作为一般文士，所追求的只是自我的快适与性情的表现，，主张自我真情平缓‘流出’胸臆，因而具有自然挥洒、轻松从容的特征”（罗宗强、陈洪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版，p178）。

此外，对公安派“性灵”说产生影响的还有徐渭、汤显祖、焦竑等人，在这里就不一一详述。

三、“性灵”说的影响

公安派“性灵”说在晚明影响最大的是小品文的创作。小品文是指区别于一般的关于国家政法、阐释理学的长篇大论，一种体制短小，抒写真情的散文文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在在小品文中得到了贯彻与落实，不少作家在文章中反映自己的生活日常和意趣旨味。

袁宏道本人的小品文创作成就就很突出，他的游记散文是继柳宗元之后游记文的新高峰，文笔自然明快，清丽秀美，代表作有《满井游记》、《观第五泄记》等。此外还有张岱，张岱的散文，各体兼备，尤其擅长人物传记。而小品散文以《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为世人传颂者。

其次是在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上，“性灵”说在抒情方面的理论基础也让公安派作家的诗歌在抒情方面有很大成就。比如袁宗道的《食鱼笋》：“竹笋真如土，江鱼不论钱。百年容我饱，万事让人先。交态归方识，冰心老自坚。雨窗歌绿树，宜醉更宜眠。”其言浅白，近似白体。含蓄表达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在平易处见真情。当然，公安三袁的诗歌风格都不尽相同，不过抒情性都是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公安派太过于追求“不拘格套”、“本色独造语”，有时不免语意太露，疵处明显的弊病。总体来看，公安派诗歌的成就不及小品散文。

以上是“性灵”说在当时文学创作上的影响，此外还影响后世一些文人的文学思想。

最直接承继“性灵”说的是比公安派稍后的竟陵派。竟陵派也主张“性灵”，但他们看重像古人学习，主张“引古人之精神，接后人之耳目”。同时他们不满于公安派的浅易的风格，觉得过于俚俗，而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来独往的文学审美情趣。之后是清代的袁枚，他也讲“性灵”，同当时的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相抗衡。袁枚的主张其实就是公安派的延续，其聚集在袁枚周围形成的“性灵诗派”在诗歌领域取得了比公安派更大的成就。直至上个世纪的林语堂先生，都深受晚明“性灵”说的影响。林语堂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创办了《人间世》杂志，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使抒发性灵的小品文又再度兴盛起来。1934年也被当时人称为“小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