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密码：当历史遇见经济学

前言

历史的意义:

在决策和规划、管理等软科学中，经验总结和案例分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历史最现实的意义就是提供大量的操作案例用以参考。和清代相比，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方式更接近现代人，夏商周到春秋时期，处于多元文化时代，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于现代欧美国家的人，即普遍直线思维，崇尚实力，看着事实利益，风格简练。崇尚个性尊严和个人自由，封建等级制还未形成，阶级固化也未严重，春秋战国时期有大量的平民逆袭成功两性关系也更加开放。同时国家的竞争极其激烈，由商朝时的几千个部落到战国七雄到最后一统天下，这期间走到最后，绝不是靠运气，而是智慧，因此他们的成果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是一笔财富。

阳谋，就是在不影响也不依赖别人的前提下，正大光明的通过自己的资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法制，就是把大到国家行为，小到个人言行，都纳入一个清晰公开的体系中，制定奖惩规则。

权利，就是你可以让别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税收。

权利，人所欲也

大禹治水：掌握实质性权利

大禹治水，就是逐渐掌握权利的过程，远不是舜主动把权利禅让给大禹那么简单。

四千年前，中国气温比现在高，西北地区是森林，而河南还有犀牛和大象，当时确实发生过大洪水。大禹治水，就是对黄河全部流域的治理，因为局部治理无法防住洪水。而当时还没有国家的概念，人们以部族为单位群居。大禹即是全流域治水的总指挥，也是自己部族的首领。在治水过程中，要协调各个部族一起工作，于是建立最早的上下级服从体制，并且要有人专门从事治水，吃喝由其他人提供-这就产生了税收。为了保证执行力还产生了常备军，为了勘察地形产生了国土普查。为了便于管理，分为九州，产生了行政划分。同时制定了最初的法令和规则。治水完成后对土地的划分产生了土地所有制-井田制。

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建立了威信也形成了完整的政权体系，包括制度，税收，法令，军队，职业官僚，土地制度，就已经掌握了一部分权利。同时禹部族是强大的部族之一，又有伯益部族的同盟。牢固的基本盘和强大牢固的同盟者，恰恰是实质性权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类似西方的大选，总统经常变，但后边的财团较为稳固，且有同盟关系，财团通过政府来对国家施加影响力，但不一定要当官。

当时的帝王是多个部族公推出来的，大禹治水完成后已经获取了大多数部族的支持，并在会稽山召集诸侯，由他来祭祀天帝（这就是一种越权的行为），并杀掉了故意迟到的防风氏来立威。

大禹这么做在于立威，权利的实质不是你能做你想做的事，而是你可以让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要掌握真正的权利，总要有做”恶人“的时候。

随后大禹把各族组成联军，向南方三苗族开战，使得国家机器再次发挥效能，同时通过战争获得战功和奖励，进而加强大禹的权利，以及众部族对大禹的忠诚。

权利的本质在于折腾，表象是权利只是’赏‘和’罚‘，但无论赏罚，都需要权利动起来，只有开始做事才有从谈起。”萧规曹随“会损失手中的权利，因为大家按规矩做事，无赏无罚，管理者也就失去了显示意义。所以管理者要不时的给大家找事做。

此时大禹已经掌握了真正的权利，禅让也就是一个法律程序。所以名义上的权利来自上层，而实质性的权利来自下层：需要让跟着你的人有钱拿、你要有必要的人脉网络、要在关键时间敢于做恶人、掌握实质性权利后还要时时动一动。

纣王自焚：背锅侠能力太强

历史上的商纣王，博闻广识、反应机敏、孔武有力。简单说是文武双全的君王，最后却身死国破。从实力上看，商朝也是强国周朝，但是当时的国家实力不等于君主的实力，当时的宗族制类似股份有限公司，商纣王治理时内忧外患，内部贵族垄断权利和财富，外部有新崛起的部族不断叛乱。纣王登记后对内打破贵族对官员系统的世袭垄断，从平民中选拔官员甚至释放奴隶，还减少祭祀，影响了贵族和祭司的权利。对外征讨东夷。内外同时进行，导致了贵族的反扑，这时周武王开时伐纣，特意笼络商朝的贵族，导致众多商朝贵族叛变，纣王在东边和东夷打仗的时候，西边武王从陕西打到洛阳都没被阻止，说明贵族都叛变了。

这里看到的是纣王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商朝到了生命末期，各种利益阶层树大根深，难以撼动。因此改革的时候要有合适的环境和足够的利益，因为最先改变的是众人的利益关系，只要影响了其他人的利益，就会有很大的阻力。

品行、能力、和大环境
品行好和能力强的人并不是理所当然要成功。对于君王而言，私德是不重要的东西。在国家范围内他私德再好也惠及不了几人，再坏也是伤害不了几人。真正影响一国的是看他能不能协调好各个阶层间的利益平衡。

吴起之死：权利的理解偏差

吴起身兼儒家、法家、兵家，一生大战七十六次，无一败绩。吴起出生在富裕家庭，福尔不贵，缺乏政治资源，和对权利、权谋的理解。后来拜曾子为师却又闹翻，可能是因为理念不合，因为承担了带领鲁国抵抗齐国的战争并且胜利，才名声大振。却被说道德不堪（德需自律，不能律人。吴起被批评道德不堪，说明他功绩很大，没有什么缺点只能拿道德做武器，而道德问题很容易造谣并且无统一标准。）吴起在魏国建立了魏武卒所向披靡，但是在老皇帝死后没有获得新皇帝的信任（因为决绝了新皇帝许配给他的公主）。

吴起最后因在楚国的变法遭到贵族的地址，在老皇帝死去后被杀。他的举动和纣王本质差不多，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他的改革就是强化中央集权、打击既得利益阶层、像平民释放利益、打破爵位世袭、建立职业官僚制度。但是对于贵族盘根错觉的楚国，外来人的改革在失去支持后很快被扑灭。

利益格局其实就是命，人才是运，改革改的不是运而是命。任何改革从根本就是利益关系的改变，如果只考一个人的决心和才智，最终都难以完成。

赵武灵王：制度比个人更有用

胡服骑射的改革，本质是削弱军事贵族的力量，因为当时连贵族封底的税都收不上来。赵武灵王的强势，使得改革得以推进，赵国国力增强。但赵武灵王晚年因为立太子的事情想把国家分给两个儿子，导致两个儿子的争斗，最终使得自己被饿死在行宫里。这里就是反对贵族接着皇族的斗争，推翻了赵武灵王的通知，立了傀儡为皇帝。只靠强人的强势推动，却没转化为制度，最后迎来了反扑。

底牌是定好了的

任何改革，动增量肯定比动村里的阻力更小，改革从成败取决于人是否能让足够多得的人成为新政的受益者，从而扩大改革派的基本盘。改革就是两种：修改利益分配规则和修改利益关系，前者让分配更均衡，后者则是永久改变利益分配的规则，后者往往更难。

商鞅：成功的改革重组

为什么卫国出来吴起、李悝、张仪、吕不韦？卫国处于几个国家的交汇处，各种文化不同的碰撞竞争，弥补了各自的缺点

知识多元化的积累过程，首先培养的是学校能力，同时在看待问题时会带来更多的视角。

商鞅出身贵族家庭，天然懂得上层的政治斗争，又在魏国丞相手下工作，熟读李悝吴起等人的制度和政策，他后来的变法有很多出自李悝的著作。

秦国的基础：废除了皇帝换代时杀掉老臣的制度，赢得君臣的感激。把都城靠近魏国，加重危险性，使君臣同心。同时与魏国停战，修养声息。发布求贤令，指出历代君王的错误，要从外部引入管理人员并且承诺利益丰厚。

变法关键：抓住稳定症结，抓住核心不放。三个目的：强化中央集权，压制既得利益阶层，扶持壮大中产阶层、打开上升通道。三个关键：官制，爵位制度，税制。官制是去掉贵族世袭，采用职业官僚。修改爵位制度不能世袭，平民可以因功封爵（战功和努力生产粮食都算）。

当时的情况：贵族经常去前线打仗，因此因以功得爵得到了很好的推进，而新形成的政治精英返回来会拥护变法。新法还推行了人口登记，摸清了家底。

手段：对增产的农民给与减税，为了扩大改革获利者的基本面。实行什伍连坐，摸清国家人口。全国宣读法令，笼络人心。对外战争，增加封爵人数，扩大基本盘。

改革需要收益阶层的支持，朝廷应该提供上升通道和机会，而不是利益本身。通过上升通道而来的精英回事改革的支撑着，而开仓放粮直接向下层释放好吃，最后选拔上来的是投机专营者，因为任何利益也不能会议所有人。

第二阶段：十年后变法基本盘扩大，经济上回收贵族的税收权，政治上实行郡县制，中央集权直接管道乡村，权利极大扩大。

采用一刀切的税收模式，节省人力成本，减少有权人士的灰度操作空间，增加公平性，反而是一种高效的做法。

规则的制定不是为了维护每个个体的公平和公正，而是为了降低系统的运行成本。计算整体层面各个阶层的利益得失。

政治是一门关于人的艺术，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基本盘，分为三层：
1：利益一致者，你和他们不需要建立太多的密切联系，但是要保证行事时不要伤害这些人，把他们推向对立面，他们通常是沉默的大多数，要抱有敬畏。
2：支持者，从前一群体中筛选出的精英，有实际的行动力和思考能力，判断能力。这些人需要认真争取，建立忠诚度，可能是又你而获得上升通道，或是与你有共同的使命和价值观。
3：核心圈子，这是你直接依靠的力量。

激情只适用于具体的执行者，对于领导者，冷静和沉稳是应有的美德。

李信伐楚：有担当的领导才可爱

王翦伐楚的方案是60万士兵两年，李信的方案是20万士兵突袭。而秦王处于成本考虑采用了李信的方案，但是容错率太低，最终失败。

失败后秦王作为有担当的皇帝，自己担下整个责任，请王翦出山伐楚，最终统一六国，并且李信在度被启用，参与辽东战争，大获全胜。而李信作为少壮派，保住李信，就是为了以后的人才承接。

这里看出领导人的担当，身居高位的人总以为认错会损害自己的微信，事实上地位取决于你掌握的资源，也包括智力资源，认错也是一种智慧。

李斯上位：草根逆袭的经典

人的发迹，不仅靠勤奋努力，还要守正、积势、待时。就是提升能力，保持基础的底线，拓展人脉、才学、经验，拥有非凡的见识，以及等待最后的命运。

李斯师从荀子，是儒家中的实用派，然后进入吕不韦的舍人工作，但是却能赢得嬴政的信任，在吕不韦倒台后还能继续留在舞台上。

为什么李斯不投靠吕不韦而是选择嬴政？因为吕不韦门下已经形成完整的基本盘，支持者多为高官大族。李斯在这里不会成为核心的人物。而投靠嬴政，虽有风险，但是却是最初的元老。

李斯的上位过程：罢免吕不韦后，大臣请求放逐外国人（也就是驱逐外来精英，本地大族重新掌权）。而李斯通过《谏逐客书》，说动嬴政，取消驱逐外国人。这其实是国内大族利用政治事件加强自身地位的手段，而嬴政和李斯都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李斯抓到了嬴政的要点，嬴政则顺水推舟。

而李斯最后成为廷尉兼丞相时，已是权臣的顶峰，很有可能始皇死后的篡位，就是他主导，只是把骂名留给赵高，他通过控制傀儡继续留在权力场。然而规则被破坏后，一定会有后人继续破坏规则，结果就是李斯的权利被赵高夺取，也被赵高灭族。

规则被打破后，往往比的是谁更没底线，更不择手段，才能获取更高的地位。
一套成功的组织体系的运转，是不能假设和考验人性，丞相到达权利巅峰时，秦王不赢给他在权利和欲望间选择的机会，而是让他光荣体面的谢幕，保住政权的顺利运转。
对于个人来说，优点缺点无非是特质。在某些环境下，这种特质可以让你达到人生巅峰，而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同样的特质可能把你送入地狱。

二世而亡：秦帝国的起落

当成功来临时，如果你没有处理好与元老之臣的关系，那么这些人会成为你的麻烦。

秦灭六国后，通过军工升级的布衣精英，已经成为第二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此时已经成为改革的绊脚石，希望阶级固化守住自己的功劳，同时此时已经天下大统，再想去建工立业也不现实。臣子的价值取决于可替代性，越不可替代越价值高。但是国家稳定后，已经步入正轨，常态化必然意味着稳定和固化。

对于皇帝来说，则要让核心圈子忠于自己，不能另外抱团，要有制衡。同时要有心选血液补充到体系中。因此商鞅之后的丞相，大多数软着陆，体面的从高位退下，并有不错的晚年。

统一之后，丞相王琯就提出要分封天下，成立诸侯国，为了给贵族提供更多的诸侯国的管理岗位。同时多个诸侯国的竞争，也使得中央政府具有量裁权，这也扩大了贵族的利益，但也加重了平民的负担。

管理层议价权太小，就失去了做事的动力，议价权太大则会导致失去活力，成为机构运行的负担。

秦王博士官制度的问题：博士官定位混乱，没有行政权利，在朝堂上也没有做学问，还没参与任何具体事务的谋划，且主要以儒家为主，学派单一同质化。而最后官僚集团的逼宫导致了坑儒事件。

一切理念之争，归根到底都是利益之争，不解决利益问题，不解决人的问题，靠道理根本说服不了对方。

成大事得知到这些

任何改变，开始让人感觉到的都是不适应和麻烦，好的感觉往往都是滞后的，只有在政策全面铺开且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人名才见得到收益。

秦昭襄王五国伐齐的目的：当时秦国兵力强生，齐国富裕，中间是一些二流国家来回摇摆的局面。齐国贪图小利不知要拉拢摇摆的国家，要灭掉宋国整个小国，被秦国抓住机会，以不占有土地的方式联合其它国家伐齐，断绝了摇摆国家和齐国的联系，并削弱了齐国。

秦国抓大放小，齐国因小失大，这就是太过注重眼前利益

关于改革的讨论

历史书里，但凡设计变法、改革之类，必然记载几次朝堂之上的辩论，而这些辩论无一例外都是改革派胜出。辩论就是讲道理，而政治世界最不讲道理。改革就是改变利益划分和利益关系，而利益没有对错，只有输赢、得失。
关于改革的动议，一旦被拿到朝堂之上讨论，其实说明最高层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并不是听大家来讲道理，而是通过争论来看清楚谁支持，谁反对，通过辩论的激烈程度对未来改革的阻力做一个预估判断。如果反对声音过大，就换个时间再来。 疾风过岗，伏草尤存。

搅局的铁则

1：你要争的是输赢，而不是对错，当大势无法阻拦的时候，要保全自身
2：成功破坏一样东西的前提是充分的了解

所谓权谋，最高境界不是玩阴谋，不是隐瞒欺骗，而是把握事态发展的节奏、操弄规则，而最高明的搅局，则是把握大势、操弄人心。

统和治的问题

不存在外行能做好内行的事，这和跨专业是两码事。所谓夸专业是从一个行业的内行变成另一个行业的内行。外行领导内行，本质是统和治的关系。在古代，君王负责统，达成负责治。治就是处理具体的事务，包括大量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统则是处理人的问题，用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保持不同的人直接的权责平衡、利益平衡。作为高层管理者，过细的插手事务是越俎代庖的举动，效果不好。术业有专攻，你的职责就是明确赏罚，维持管理人员的稳定和平衡，具体的事情交给下变得人来执行。君不与臣争功，上不与下争功。但是需要有完备、可量化的奖赏机制，并且最高处领导心里有数，知道功劳是谁的。

怀才不遇：见识和能力是两回事

能力分两种，判断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这两种能力带来的实际利益，则要看人生定位。

以屈原距离，他正确判断了秦国的威胁，但是却没法解决整个问题，没办法协调好资源，推动变革，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

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向上级沟通的能力，把问题转化为解决方法，层层分拆成具体可执行的任务，并找到合适的人，这都是能力的一部分。

项羽的崛起

巨鹿之战，其实并不是以少胜多，当时秦军因为赵高的疯狂排除异己，导致军中已经失去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而项羽则是被派去送死的将领，二军最后以”会盟“合并在巨鹿城下，说明项羽无法真正剿灭秦军。此时项羽成了名义上的盟主，但是却并不掌握全部兵力的权威。此时的他，权小，责任大，收利小。我们应该尽量保持权、责、利的平衡。此时项羽只是被众人退出来的出头鸟，用来承担最大风险。

当时关中作为全国最发达的地方，如果留给项羽，则项羽会变成实力极其强大的 盟主，而对关中的烧杀，有可能就是项羽背后的各个军事集团的作为，项羽背了黑锅，烧杀完成后，秦人极度仇恨项羽，项羽也就难以留在关中。项羽到如今，只获得了一个名号，却没有多少实际的利益。

从权、责、利的角度，无比荣耀但责大权小的位置，是大忌。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要尽量保持权、责、利的平衡。权大利小，容易滋生贪腐；责大权小会大忌士气、流失人才；责小权大，责容易滋生弄权者，架空上级领导。

彭城之战，虽然项羽胜利，但是并不能改变历史，因为战事发生在东部，刘邦的实力地图并不受影响。而且由于项羽个人作战能力太强，导致手下没有能干的将领，一直是项羽一个人到处扑火。

人的精力有限，作为最高管理者，却把精力投入到具体的实际操作中，必然意味着全局化的管理缺位。

项羽为什么做不到刘邦那样？因为楚国是多个诸侯国的联盟，大家之间是松散的联盟，各自独立，项羽很难沿袭了这一套血亲制度，很难任用圈子外的人员，也没法给人以利益。项羽集团天然对外姓精英缺乏凝聚力，也就很难扩张。刘邦则是靠更大的盘面，并通过能力和实际利益的赏罚，最大限度的提升平民精英，以扩大基本盘和带来新鲜血液。

而项羽最后抛下众多楚君单独逃跑，也是一种不够担当的表现。

刘邦的成功

刘邦并不是我们认为的精英，但他那种大开大合的态度，大格局的观念，在恰当的时候则成就了他的事业。身份和思维的脱节，并不是好事。王者的思维配上底层的低位如果没有机遇就是悲剧；反过来地位上升后依然是穷人的思维，则会成为限制。

从技术层面说，在乱世造反和创业本质差不多，都是高风险的事。见识、智慧、理想这些特质是王者的必备条件。一个人走到那个位置，还需要一股王者之气:在关键时刻能够大开大合，行事舍弃中庸、杀伐果断，拥有常人不及的决心和毅力，不受日常舆论、世俗道德的影响和左右，虽濒临困境却能举重若轻，胸怀天下而放眼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