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在十一岁时就立下了一个想法：人生第一等事是做圣贤。
对人生第一等事的这一思考，阳明终身未忘。
社科院研究员张志强老师认为阳明人生当中“立志”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他套用日本学者竹内好分析鲁迅时的一个说法，认为这是阳明人生的“回心轴”。
当他之后的人生中遇到一些事情时，会不断回到这个“回心轴”进行思考。
就像鲁迅学医、做文学，他的回心轴始终是“什么是医治人的东西”。
而对于阳明，人生关键时刻都会回到这个“志”，即做圣贤是人生第一等事。
比如龙场悟道时，阳明就说：“圣贤处此，更有何道？”
等到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后，阳明被人诬陷，被皇帝不信任，躲在深山之中时，他所思考的同样是圣人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看到“立志”在阳明学中的重要地位，他在龙场悟道之后向弟子讲学，开始便说“一曰立志”；
他还有一篇重要文献叫《示弟立志说》，其中提到“夫学，莫先立志”，学问的建立要在立志的基础上，这可能与他生命体验是十分相关的。
从他十一岁立志开始，我们可以在他之后的人生经历中看到立志问题是如何慢慢发酵的。
阳明曾有过“五溺”：
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什么是“溺”？我们常讲溺爱、溺水，“溺”其实是一种沉浸的状态，是忘我的投入。
这种沉溺的状态恰恰可以体现阳明对于这五件事的态度，他沉沦其中，极其专注，而不是浅浅放过，根源上是因为他认为对这些事的追求可以实现他做圣贤的追求，他的每一溺中都带着极大的投入和思考。
阳明的这种焦虑不仅是个人成长中的困惑，也与当时社会“肉体与信念分离”的时代困境（如当时的官僚、学者、商人的虚伪状态）相呼应，阳明的焦虑是明代社会转型期士人精神危机的缩影。
在最初，阳明想做圣贤，便读朱子（朱熹），读到其中“格物致知”便去格竹，最后病倒了也没格出什么，他便认为格物是达不到圣贤的，然后才转向其他。
我们可以看到格竹背后的问题意识还是如何成为圣贤。
既然他做不成圣贤，那么就参加科举考试。
二十二岁参加科举，二十三岁“会试下第”，下一科又没有中，此时与他同科的其他没中的人都因没考上而感到羞耻，但阳明却说“吾以不第动心为耻”，我不会因为没考上而感到羞耻，但我会为考不上就灰心丧气的这种心态而感到羞耻。
在不中的时候，阳明首先考虑的却是是否“动心”的问题，与他人十分不同。
落榜之后，他重新沉溺于文学当中，想做文学家，并且很成功；
二十六岁时，想做军事家，解决大明边患，便开始学兵法，也确实对兵法有所精研，后来平叛也得益于此。
二十七岁时开始谈养生，养生与道家修养关系有关。
二十八岁时，再次参加科举，终于中了进士，到了工部学习，二十九岁时进入各个部门熟悉办公流程，三十岁到江北任职。
到了江北之后，阳明到九华山游玩，当时那儿有个修道的人叫蔡蓬头，善于谈仙，阳明待之以客礼，向他询问成仙之事，反复再三，蔡蓬头说他“终不忘官相”，一笑而别。
此话对阳明刺痛极大，尤其“官相”二字，这提醒阳明自己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问题，他当官两三年就染着了官相，而官相与他内心成圣的追求是相矛盾的。
又有另一成道之人，“卧松毛，不火食”，坐卧在松针之上，只吃生的东西，阳明跟他交谈时，那人说“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
成道之人与他谈论儒家的人时讲的是周敦颐和程明道，周敦颐“窗前草不除，有自家生意一般”，认为窗前的草充满了生生之意，这生生之意就和人对于生生的追求一致；每个人与程明道谈话，都如坐春风一般。
这是宋代儒学家中最有心学倾向的两个人。
等到阳明想再去找这个人时，那人已经消失了，阳明“有会心人远之叹”，懂我的人走了，就这样消失了。
这件事对阳明也是有刺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