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岁那年，在浙江乡下住过一年。
父母在上海工作，忙，把我送回了奶奶家。初到时，我什么都不会——不是笨，是没机会学。堂兄弟姐妹们会喂猪、会烧火、会在田埂上跑，我不会。但我适应得快，没多久就和他们玩在一起了。只是有一条：我是外来的。小孩都欺生，那种“你不是这儿的人”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
学校里的女孩子，课间最热闹的事就是踢毽子。
操场边上，三五成群，围成小圈。毽子在脚尖翻飞，一上一下，像长了眼睛。有的单脚连踢，二三十个不带落地；有的左右脚交替，身姿轻巧得像跳舞。彩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着光，紫红的、翠绿的、金黄的，一个比一个漂亮。那年月的乡下，玩具大多是破旧凑合的，可这些毽子，件件都像小工艺品。
我站在旁边看，羡慕坏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毽子全是女孩们自己做的。不光是做，连羽毛都是自己亲手从公鸡身上拔下来的。这是当地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学龄期的女孩子，都要有一枚自己杀的鸡、自己拔的毛、自己做的毽子。拿着这样的毽子，在小朋友面前才有面子，往后也没人敢看轻你。
我听了，心里暗暗记下了。
奶奶家养了很多鸡。有一只大公鸡，毛色黑、黄、金相杂，太阳一照像是穿了铠甲。它最凶，整天追着母鸡啄，把人家背上的毛都咬光了。奶奶每次喂鸡都要骂它：“真不是个好东西。”又说，这种老公鸡肉老归老，但味足，盐焗了最好吃。过年做盐焗鸡，是当年最好吃的大餐。
奶奶平时对我可好了。她从不勉强我做任何事，包括这个杀鸡做毽子的风俗。她知道那是本地女孩的规矩，而我是城里来的，不强求。但我心里一直想着那件事。
一天，家里没别人。
我拿了堂哥平日捞鱼的网竿，悄悄靠近。那只公鸡正埋头吃食，浑然不觉。我猛地一罩，把它整个扣住，立刻系住了它的双脚。
它开始叫。那叫声很尖，划开院子的安静。我有点心不忍。可脑子里转过两个念头——一是奶奶骂它的话，欺负母鸡，真不是个好东西；二是盐焗鸡的味道。不忍心就散了。
我拿剪子，对准它的气管，咔嚓一下。血涌出来，手一滑，鸡从我手里挣脱了。它没有立刻死，歪着脖子在地上乱扑腾，血洒了一地，翅膀扇起来的灰尘呛得人睁不开眼。我的心跳得很快，但没觉得多害怕——就是紧张，盯着它，等它停下来。
这时候我看见奶奶站在门口。她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不知道。但她一定看见了整个过程。她没有阻止我，脸上带着笑意，默不出声。
那笑意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惊讶，不是鼓励，不是夸奖。更像是一种——看见了，知道了，我的孙女原来敢做这个——的那种淡淡的、满意的笑。
然后她转身去烧了一锅热水，帮我一起把鸡收拾干净。她从那只公鸡尾巴上拔下三根最漂亮的羽毛，黑中带金，暗处沉着，亮处又泛出一层琥珀色的光。又从箱底翻出一枚特别好的铜钱，方孔周正，磨得发亮，还有一小块海宁羊皮的边角料——浙江的羊皮数海宁的最好，又软又结实，做毽子底最合适不过了。她把这些东西放在我手心里，脸上还是那层笑意。
我用羊皮盖住铜钱，把三根鸡毛扎紧，一针一线钉上去。做毽子有讲究：羽毛要烫平，线要扎紧，针脚要密。海宁羊皮的底子软硬适中，缝起来格外顺手。我坐在屋檐下，一针一针地缝，太阳从东边挪到头顶，手心里全是汗。
做成的那一枚，黑、黄、金相杂，沉甸甸的，很好看。
第二天，我带着它去上学。课间拿出来踢了两脚，毽子在空中翻了个跟头，稳稳落下。旁边的女孩们都看见了。那个霸气十足的女孩走过来，拿起我的毽子看了看，捻了捻羽毛，又摸了摸底下的羊皮，没说什么，放下走了。
从那以后，我完全融入了她们。那层薄薄的、隔在中间的东西，彻底消失了。我再也不是那个“城里来的小孩”，而是她们中间的一个。
那枚毽子我踢了整整一年。天天踢，课间踢，放学也踢。羽毛渐渐散了，羊皮底子磨薄了，铜钱磨得更亮了。后来它去了哪里，我记不清了——大约是踢坏了，随手扔在了某个角落。没有带走，也没有留下。
但那一年，是我终生受益的一年。它是一个城里孩子对自己的挑战：你敢不敢做一件你从来没做过的事？你敢不敢像那些乡下女孩一样，胆大心细，亲手完成一样东西？我做了，而且做成了。
那年过年，奶奶做了盐焗鸡。灶火映得满屋通红，金黄的鸡皮裂开，热气腾起来，肉汁顺着骨头往下淌。奶奶扯下一个大鸡腿，塞到我手里。咸香滚烫，是那个冬天最好的味道。
一年后，父母来接我回上海。
我把那一年的记忆，奶奶脸上的那层笑意，还有那个十岁的自己——那个敢一个人抓起公鸡、敢动剪子、敢看着血洒一地而不哭的自己——全都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