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像拉洋片一样，缺乏延续性，总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虽然两者之间缺乏逻辑关联，却和梦境一样断片重组，从而产生不同的剪辑效果。有些则是从叙述中逐渐显影，就像我永远的西格拉滩。
那时候长途汽车叫班车，像面包一样长方形盒子，背后有个梯子，大件的行李就顺着梯子放置在车顶上，中间有个两边自动开合的门。虽然叫班车，却没有班次，一天一趟，从我们老家到天水火车站，穿山越岭，摇晃七八个小时，来到一个叫北道埠的地方。很多年，我很喜欢这个有了北道埠这个名字，以至我对未曾谋面的蚌埠产生莫名其妙的好感。不过我们这里大家都叫北道埠（音府），这名字超出我的识字的范围，新鲜且有诗意，更像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里原先就是船只停泊的地方，渭河渡口。
当时的记忆里除了班车和地名，没有别的，直到两年后跟着母亲和另外一个阿姨回家，才略微有了影响，因为要住旅店的缘故，我们在街上行走，发现这座城市有很多楼房，四层楼房，砖混结构的苏式建筑，威严矗立，宣示主权一样俯瞰行人。
当年父亲带我走的时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在我故乡的情南关街道姬家巷子里，父亲跟电影里的特务一样，和街上同样鬼鬼祟祟的人接头，彼此对号以后，那瘦小的男人便领着我们进了巷子，七拐八拐，来到低矮的房屋里，父亲接过又大又圆的饼子，我们俗称锅盔的东西，又拿了几包几十年以后申遗世界的麻纸包裹的油馍，付了粮票和钱，嘀咕了几句，从屋里出来，径直走向大街。
父亲是个热心的人，到了车站，爬上梯子，放好自己的行李后，还不忘帮助别人，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打扮时髦，衣服里总是装着浅灰色印着电线杆子的兰州烟，见了人总不忘发一根，虽然他本人并不抽烟。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属于父亲的高光时刻，年富力强，长相帅气，尤其是他穿背心带眼镜的照片，根本想不到他只是一名掘进工人。
就这样，我的父亲，带着我进入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荒芜辽阔，黄土延绵，天高云淡，最重要的是那所即将就读的学校，红砖机瓦，干净敞亮，低处窗户玻璃用蓝色的油漆涂着。
在这里我交到第一个朋友，一个老乡的儿子，我们在窑洞里完成了第一课的诵读，那时的课本扉页和顶行黑体字威严的写着大家都认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正文准确来说是一首打油诗，其印象之深刻到我五十年后依然能背诵：“台湾岛，乌云罩，骨肉同胞受煎熬，机器轧碎童工的手，洋货压断老人的腰…”。这些文字一瞬间震撼了我，同情之泪眼眶里汹涌，多么可怜的人呐，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长大的当解放军，解放那些暗无天日里生活的同胞。
这么充分的准备，只为了老师日常的提问，那一天早上，我举了又举胳膊，直到快站起来了，老师才说了一句，后面的同学遵守纪律。
凭良心说，那个老师是我遇见最好的老师，短发，微胖，带着和伟人的夫人一样时髦的眼镜，和蔼可亲，为了她的一通提问，我整整念熟了整个课文！举了无数次胳膊，只得到到她笑盈盈的眼光鼓励。我之所以说她好人，是因为她从来没有打过一次学生，哪怕学生犯了错误，也是柔情细语，我的同桌一个叫茹龙善的家伙，年龄大我几岁，长得却像课本里的小萝卜头，从不爱学习，只喜欢掏鸟窝打弹弓，说心里话，我不喜欢不爱学习的孩子，因为我是好学生，所以对自己的同学出糗，我一点都不同情，甚至有些幸灾乐祸，有天上课，他的麻雀从课桌抽屉里面飞了出来，在教室里到处飞撞，一会儿撞向玻璃，一会儿飞往墙角，同学们东喊西堵，扫帚簸箕一起上阵，喧哗，喊叫不绝于耳，就在我以为他即将受到不可想象的惩罚时，却见我们亲爱的刘老师亲切的抚摸着我的同桌，细声细语的告诉他喜欢鸟没有错，但是影响其他孩子的学习，老师先替你养着好不好。我惊呆了，换现在的话说，就是圣母婊的体现，失望变成愤懑，我努力学习得不到一句表扬，甚至连红领巾的资格都没有被评上，我的发小都戴上了红领巾，唯独我胸前空空，如同被拔了毛的公鸡。而如今，犯了错误的坏孩子却能得到母亲般的爱护。
从此，我开始独自一个人上学，有时会逃课，但逃学却无处可去，一旦被大人们发现，免不了一顿盘问，父亲的工友们相互熟悉，他们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逃学的孩子，就像洗澡堂里抱着你大叫捏着鸡鸡大笑一样不可理喻。
从此，学校不再是我向往的地方，我所有引人注目的表现，就像一个小丑的表演，直到运动会上，为了我喜欢的红卫兵偶像，初二年级加油时，我这个不识时务的同桌竟然倒戈投向我讨厌的阵营，是可忍孰不可忍，多少天来的愤怒莫名地爆发，终于，我挥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拳，终于引来我那和蔼可亲的刘老师的关切。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