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处乱世，周天子统治衰微，周朝的礼乐制度几近崩溃，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诸侯国之间战乱频繁，诸侯国内部贵族之间为争权夺位，父子兄弟相残、大夫弑君的事件也时有发生。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兴办私学广收门徒，也曾出仕为官，甚至在五十多岁离开祖国周游列国十四年，饱受艰辛。当时，也有一批像孔子一样道德高尚学富五车的高士，怀揣道家思想，看到世风日下，自感无力回天，又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选择隐藏自己。虽然表面上看消极避世，实际上他们也是道德文化的忠实捍卫者。《论语》中记载了几位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遇到的隐士。
由于是隐士，姓名不能广为人知，《论语》中也只是根据他们的特点为其命名。
《论语宪问篇》记载，子路在石门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晨进城，晨门（司门人）问，“你从哪里来？”，子路回答“从老师孔丘那里来”。晨门问“就是那个明知做不到还要去做的人吗？”（原文：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这个晨门虽然职业低微，却是一个高人，他了解孔子，敬佩孔子。知道孔子在做什么，知道孔子努力去做却最终得不到结果，也知道孔子明知自己得不到结果却还是要去做。
本篇的下一章记载，在卫国时有一天孔子正在自己的住处敲磬，荷蒉（kuì挑着草筐的人）在门前经过，听了一会说到，“这磬敲的有深意啊，好像在说，没有人了解我呀！没有人了解自己，索性就罢休好了。就像过河，水深干脆连着衣服走过去，水浅无妨撩起衣服走过去。”后两句的原文是“深则厉，浅则揭”，出自《诗经·邶风》。这是在告诉孔子，如果社会非常黑暗，只得听之任之，如果黑暗的程度不深，可以使自己不受沾染。这位高人在点拨孔子，无论如何也要使自己生活下去，不要过于纠结当时的社会状况。
《论语微子篇》记载，有一天孔子乘车出行，楚国的狂人接舆（接车的人）唱着歌经过孔子的车子，唱的是“凤凰啊，你的德运为什么如此衰微呢，过去的已经不能挽回，未来的还来得及改正。算了吧，算了吧！现在那些从政的人危险呀！”孔子知道遇到了高人，下车想要同他说话，接舆却快走几步离开了。这个“接舆”把孔子比作“凤凰”，他和“晨门”一样知道孔子的所作所为不能改变现实社会，奉劝孔子不要徒劳无功。但是他知道说服不了孔子，也许不想说服，于是选择避而不谈。接舆到底何许人没有确切记载，有的史料说他是楚国人，曾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名士，因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不满，自己感到无能为力，愤懑之下只得披头散发假装癫狂，自绝于仕途，这一点与孔子赞赏的“殷末三仁”之一箕子相似。这位隐士为我们留下了“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名句。
本篇的下一章记载，有一天孔子驾车和众弟子出行，被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看到有两位老农在种地，于是让子路去询问渡口在哪里。由于两人都生活在河边，于是把他们称作长沮（jǔ）和桀溺（jié nì）。子路先去问长沮，长沮问道“那个驾车的人是谁啊？”子路回答“是我的老师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他知道渡口在那里啊，还来问我们干什么”。言外之意就是，孔丘不是一直在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试图改造社会吗，他应该知道怎么办啊。子路只好又去问桀溺，桀溺说到，“天下无道之人像滔滔洪水一样泛滥，谁能和你去改变这种状况呢？你们与其逃避无道的当权者，还不如和我们一样逃避污浊的社会呢。”说完两人继续种地不再搭理子路。子路返回告诉了孔子，孔子失望的说道，“我们不能和鸟兽同群相处，不和世人在一起又能和谁在一起呢？如果天下有道，我就不和你们一起历尽辛苦来改变它了”。两位隐士虽然敬佩孔子，但是对其努力不抱任何希望。孔子也知道自己路途艰辛，鸟类高飞，兽类低走，“道不同不相为谋”，明知不可为，圣人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拯救社会。
本篇的下一章记载，有一天子路跟随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远远落在了后面，遇到一个丈人（老头），问道“您见到我的老师了吗？”，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知道你的老师是什么人？”，说完放下拐杖去锄草，而子路拱着手恭敬地站在一边。晚上丈人把子路留宿在家里，杀鸡、做黄米饭招待子路，并且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中“故人具鸡黍”就是用此典故）。第二天子路告别丈人，赶上了孔子并报告了这件事，孔子说：“这位是隐士，你应该向他讨教。”让子路返回相见，子路赶到那里，丈人却走开了。子路便道“丈人知道长幼有序，君臣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不管。自身有能力却选择隐居不做官，忽视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君子出来做官，是应尽之责。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早就知道了（原文是：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子路的话，也是对“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注解。
其实孔子也有隐士情节。孔子曾经远赴周朝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问道于老子，或多或少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在《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意思是，如果我的主张实在行不通了，我就乘个木筏到海外隐居去。《论语宪问篇》中，孔子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论语泰伯篇》中，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就是说天下有道则出仕为官施展才华，无道则隐去不出。在《论语卫灵公篇》中，他评价卫国大夫、自己的好友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卷而怀之”，即是隐藏不露之意。在《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评价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并非真愚钝，而是在乱邦中的一种隐忍不发、深藏不露的智慧，这种明哲保身，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聪明睿智，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论语季氏篇》中孔子提到隐士是“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可以看出孔子对隐士的评价是很高的，孔子本人也很推崇伯夷、叔齐。伯夷和叔齐是商朝末期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想把国君传位给小儿子叔齐，叔齐认为按照礼制应该传位给大哥伯夷，伯夷认为应该遵从父亲愿望传位给叔齐，于是兄弟二人不约而同离家出走。路上遇到周武王伐纣，他们认为诸侯国君讨伐天子，是以下犯上不合礼制，力阻武王。后来商朝灭亡周朝建立，他们隐居首阳山上，不做周民，不食周粟，采集植物种子果腹，最后饿死在山上。孔子认为二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求仁而得仁”，是“古之贤人也”。孔子评价自己则是“无可无不可”，时代不需要自己，自己可以当一名隐士，而时代需要自己的时候，就要负起一份责任。也就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可伸可缩，可进可退。然而孔子说的“藏”只是暂时隐退，原因或是明哲保身，或是洁身自好，亦或是政治主张不同，不是弃世绝俗，不闻政事，只是“避人”而非“避世”，身隐心不隐。这一点与隐士不同。孔子的一生，从没有做过隐士。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学习修道最终是为了出仕为官，“学而优则仕”（子夏语），即学有余力则去做官，做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施展才华、实现价值、奉事君上、造福百姓。孔子周游列国到处碰壁，然而终不放弃，“知其不可而为之”，即便不能挽救社会，也要尽力而为。这一点相比隐士有了更积极的意义，这也许是孔子与当时的隐士最大的不同吧。
张洪山
二〇二四年元月于潍坊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