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子系列】梅娘：黑夜中寻找光明
初识梅娘，很多人会被“南玲北梅”所吸引，会慨叹一位与张爱玲齐名的民国女作家竟会被历史遗忘至此。
2014年5月1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在梅娘逝世一周年后，刊登了谢其章的一篇文章《梅娘自编自演的“南玲北梅”》质疑了“南玲北梅的真实性”，谢甚至慨叹自己失去了对梅娘最后的敬重、同情和理解。
我识梅娘，不拘泥其作品，而窥之一生，从名作家、右派到平反昭雪，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梅娘始终坚韧不拔，如是品质已然令人折服。
我们可以对历史质疑，谢其章有理有据地揭露梅娘的自编自导，或许更能使我们全面地认识梅娘，但不影响我们佩服她坚韧不拔、乐观冷静的性子。
面对政治运动带给她的灾难，或许她也曾有过迷茫、犹豫、彷徨、无助和些许的妥协，但她仍在摇摆不定中坚守自我，用迎难而上的勇气和坚强筑起自己强大的内心，她曾说：“真正的淑女，不会流眼泪。在心里挖口井，充足的盐分会滋养强壮的生命。”
于我而言，欣赏梅娘，是因为无论现实对她文字多有误解，她仍旧选择用她的文字来爱这个世界，晚年的梅娘笔耕不辍，用心守护文字。
梅娘的前半生
梅娘，原名孙嘉瑞，1920年出生于被沙皇俄国割据的海参崴，成长于“满洲国”（东北沦陷区）都城“新京”，父亲孙志远曾是东北实业巨子，后因拒绝担任“满洲国”的中央银行副总裁和“通产大臣”的职位，举家搬迁至华北。梅娘亲生母亲为偏房，在梅娘两岁时，被正室赶出家门。
年幼无知的梅娘以为正室是自己的亲娘，亲近正室，喊她娘亲。有一次，年幼的梅娘不小心踩坏了狐仙堂供奉的泥塑狐仙的尾巴，正室便用鞭子使劲地抽她，自此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世，因为哪有亲生母亲会对自己女儿这般狠厉。
知道真相后，备受打击的她为自己取名“梅娘”为笔名，谐音“没娘”，暗含她童年时期因为爱而不得承受的痛苦。梅娘文章《我没看见过娘的笑脸》深刻地表达了一个小女孩对母爱的渴求。
所幸梅娘有个疼她爱她的父亲，父亲孙志远是白手起家的典范，在他身上书写着一个山东少年一跃成为东北富贾的闯关东神话。一个有本事又疼爱自己的父亲，使得梅娘四岁开始跟着前清老秀才读经写字，跟着老教员学数学，跟着俄国老太太学习英文。那时的她被父亲被父亲当成大家闺秀培养着。
梅娘《长春旧忆》中记载了父亲买来胜家缝纫机，梅娘三下五下就在缝纫机上哒哒地踩踏起来，引来了姨娘们和姐姐们的诧异，也掀起了父亲计划开办一家铁工机器厂的想法。但天不遂人愿，九一八事件发生了，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给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此后不久，东北沦陷，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傀儡政权。梅娘父亲实业救国的壮志被粉碎，也结束了梅娘无忧无虑的童年。
父亲拒绝出任伪满洲国要员之后，携全家前往华北，他联络石友三、韩复榘等各地军政大员共谋反满抗日，终无结果，后被迫回到被日军占领的故土。
1936年梅娘父亲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向来崇拜父亲的梅娘倍感悲恸，那时的她觉得家“像墓地一样空旷和死寂”。
次年，梅娘在父亲生前好友张鸿鹄的帮助下，与弟弟妹妹一同远渡东洋留学。吉林女中的日本副校长村田琴给东京女子大学写了一封推荐信，在信中她称赞梅娘是自己教育出来的“满洲淑女”。
抵达日本后，梅娘进入东亚日本语学校高级班学习。该校的创办人是松本老人，他是一个中国通，并极力反对日本侵华的行为。松本老人对梅娘说：“日本进满洲，是趁菩萨瞌睡，小鬼偷吃了供奉给菩萨的油豆腐。”后来，梅娘回忆说：“侵略者造成的各种伤害，是嵌在我们的骨髓之中的。松本老人给我的启迪，至今难忘。”
赴日留学期间，梅娘在神田街内山书店闲逛之时，遇见了自己的此生的爱人柳龙光。柳龙光，北京人，彼时的他在早稻田大学就读经济学。一心想将梅娘嫁给长春当地军阀儿子的孙家，对他们的恋爱十分反对。梅娘坚定地认为柳龙光同自己的父亲一样，爱她且有本事，值得托付终身，她不顾家人反对，离开了孙家，并于1938年与柳龙光结婚。
此后，梅娘跟随丈夫再次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梅娘最具代表性的水族系列小说《蚌》、《蟹》、《鱼》问世，三篇小说像是跟大家族阳关三叠式的告别礼，小说中的女主角都有着梅娘过去的影子，她们像水生动物一样活着，却最终钻进那张早就铺好的网。她在小说《蚌》里写道：“与其卖给一个男人去做太太，还不如去做野妓。”
1942年梅娘与丈夫回到北京，柳龙光当时在日伪文化机构身居要职，是“东北作家协会”干事长，也是北京文化界出版界实权人物，同时，他又与中共北方局保持某种不为人知的活动，暗中支持抗日活动，营救进步青年。而梅娘受聘于北平《妇女》杂志，把大部分的精力花在写作和翻译上，以书写女性为主，绕开政治，在官方倡导和个人兴趣之间平衡得小心谨慎。
1943年梅娘的作品《鱼》获得了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赏的“赏外佳作”奖，次年同系列小说《蟹》也获得了第三届打动也文学者大赏正赏。
谁也不会知道，这些荣誉带给梅娘的除了名声大噪，还有伤痛委屈。
梅娘将奖金捐给了一家报社，作为一次短篇小说征文比赛的奖金。她以为如是一方面可以不得罪日本人，另一方面可以表明自己的立场。
可惜，历史不给她辩解的机会。
日本战败后，柳龙光成了国民党政府通缉名单上的“汉奸”，他向外人委婉地揭露他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使得他暂时躲过了国民党政府的抓捕，但是躲不过1949年1月27日那一场著名的海难，他成为了上海开往台湾“太平轮上”近千名遇难者中的一员。
对于这段时光，梅娘的大女儿柳青曾在回忆录《未曾忘记的》写道：“弟弟是暮生，三个月前带着我和妹妹在台北等待爸爸来过春节，不幸爸爸乘坐的太平轮在台湾海峡遭海难丧生。太平轮是一艘由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货轮改造成的客轮，往返上海和台湾基隆港之间，战乱期间一票难求。轮船超载。爸爸并不是和国民党一起撤退台湾去，而是带着北方局刘仁给的特殊使命：说服他的好友，内蒙古政府陆军参谋总长乌古廷起义，为和平打通河西走廊，解放大西北而奔走。他正是陪着乌的家眷去台湾的。得知爸爸的噩耗，妈妈选择不留台湾。虽然她有可能留在那里，或者接受日本大学的聘请去教书。但是她选择回到大陆，回到新中国。这一选择，不仅决定了她的，也决定了我和妹妹，还有肚子里怀着的弟弟的命运。”
梅娘这次的选择使得她在后半生承受着常人无法理解的苦难，也使得三个孩子备受磨难，所以后来柳青始终无法释怀母亲的选择，梅娘也平静地说，她能理解柳青。
梅娘的后半生
1949年梅娘谢绝了去日本执教的邀请，回到大陆，在农业电影制片厂做编辑。那个时代，梅娘曾为“沦陷区”作家的身份，使得她被认定为“汉奸文人”。1952年在忠诚老实运动中，又被认为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遭到批判；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又因丈夫柳龙光的身份和个人历史较为复杂被打为“日本特务嫌疑”；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革命分子，“文革”期间，梅娘又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写作权利被剥夺，并被送到北京昌平的一处劳改农场。
1959年，她13岁的小女儿因体弱多病无人照料，不久便在救济院离世。大女儿柳青到劳改农场哭着告诉她时，她平静地安慰着女儿。后来，她唯一的儿子孙翔在“文革”中串联时染上肝病，治疗几年都不见起色，于是在23岁时就离世了。梅娘为了还医院所欠下的账，她在建筑工地上搬过砖，挑过土，和过泥。在北京的防空洞，从东四头条到十条，梅娘都挖过。后来她还学会了泥瓦匠，不用拉线就把墙砌得又快又好。在街道做绣活时，这位神户女子大学科班出身的淑女，绣得比街道大妈都漂亮。
十年浩劫期间，大女儿柳青或许是因为政治因素，或许是因为她始终介怀母亲的选择，她选择和梅娘划清界限，直到结束后两人才恢复母女关系，梅娘说：“我不计较柳青给过我的伤害。”
梅娘的后半生几乎是在被批判和洗白中度过的。
在1991年秋，梅娘到长春出席“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发言中，梅娘不谈沦陷时期文学的学术意义，而是专门做了题为《一个插曲》的简短的讲话，只谈到一件事：当年，作家袁犀在北平被捕，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军法处法官竹内义雄，出于日本反战同盟者的立场，找她设法保释，她勇于担当，将袁犀营救出狱。她最后说：“我今天所以说到这段插曲，确是有感而发。袁犀没能参加今天的大会，他猝死在稿纸上，他为中华民族奉上了一腔碧血。我只想约略地说说我们当时的处境是多么复杂与艰难，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岂是汉奸文人那纸糊的冕旎所能涵盖得了的？这是一种锲而不舍的民族之魂。当然这一切都是逝波了……”
梅娘想表达的是自己营救过革命分子，不应该被戴上“汉奸文人”的帽子。我想对于梅娘来说，她并不渴求自己当年的作品可以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她大概想告诉世人“二元对立模式”非黑即白的观点实在太过于武断。
1996年4月6日，有关单位在组织召开了“《沦陷区文学八年》暨华北沦陷区文学座谈会”。这个会本来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而准备的，但是，因为涉及到沦陷区文学，会议主办者“为了避免本不应当成为问题的误解和麻烦，一拖再拖，足足推了半年”。
也许知道会议召开过程中的波折，所以，参加这次会议的梅娘情绪上有些激动，她慷慨激昂地说：“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习惯于不是黑就是白，缺少中间色，这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裹读。抗战期间，中国有一半的国土沦丧，我生活的地方，它就沦丧了，个人无法选择。怎么能说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就一概是汉奸文人呢?怎么能对他们的作品统统不予理睬，不予承认呢?解放初期，康濯曾经对我讲过，你们写的那些东西不要自贴封签，不要自卑，自认为是汉奸不对。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这么多的汉奸，有些汉奸完全是人为造出来的。后来，康濯主持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时，把很多沦陷区作家的作品选了进去。我当时写小说，是要想在高压政策之下说点心里话。我们不拿伪政府的钱，也没有受命于任何人去写作。我所追求的，是敢于以人的良知来写作，这是文学的第一职责。我写的东西白纸黑字放在那里，可以接受检验。”（来源于张泉：《认识梅娘的历史》）
梅娘不住地像世人阐述“二元对立”的片面性的同时，她也在历史中挣扎和困惑，对于“白纸黑字放在那里”的作品，心有余悸的梅娘为了漂白自己的需要，干了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修改了自己的早期作品。有学者研究指出：“梅娘的修改，并非词句的简单调整，有时甚至是创作意旨的根本改写。梅娘致力于个人历史记忆再营造的同时，有时甚至不惜伤害文本精髓，将作品中流露自己在民族国家认同方面曾经历的迷惑、动摇，艰于选择的心路历程以及表现殖民历史的复杂形态等内容，统统修改、抹杀，作了“纯净化”处理——一除去殖民化的过滤，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历史真相。”
其实梅娘无需隐藏在那段历史产生的彷徨，而应该尊重历史原生态形势，保留时代的痕迹，给后人认识沦陷区人们复杂的精神和思想。后来梅娘也认识到了自己修改作品迎合某种意识形态的“没必要”，她说：“《侨民》的修改，反映了我的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我在极力洗刷我的汉奸文人，其实这没必要，很愚蠢。”
梅娘的一生像极了她笔下的蚌、鱼和蟹，一生挣扎在时代的大网之中，她似以为自己能够挣脱，但是选择让它在其中彷徨不定，最终进退维谷，幸运的是她等到了历史还她真相的那一刻，更重要的是她从未因命运的不公和坎坷而妥协。
史铁生在失去双腿后痛苦迷茫，有人说，他还不如一位老太太坚强，那位坚强的老太太就是史铁生口中的梅姨，也就是梅娘。晚年，梅娘喜欢看韩剧，每周都会打几圈麻将，喜欢和来访者坐在沙发上闲谈。有时候，她会感慨道：“生命必然伴随七灾八难，韧才能支撑人类到达彼岸。”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郑板桥的《竹石》——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几度失去写作权利的梅娘仍然作品颇丰，2013年5月7日上午10时35分，梅娘因病在京去世，享年92岁，遵照梅娘遗愿，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式。
老人生前遗言：永远感谢喜欢她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