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梭，一年又一年，越来越没有了过年的心境。一是经历多了，波澜不惊，很少产生新奇感；二是现在物质极大丰富，再也不需像以前那样盼到过年过节才能吃上大鱼大肉了。所以，确确实实，“年”是为家中的小孩子过的。
但我即使身为小孩子的时候，有一个节也是非常讨厌的，那就是元宵节。
为什么呢？想来想去，被我想出两个理由：一是元宵节的主食，先是北方较硬的元宵，以及后来越来越出现在餐桌上的软软的南方汤圆，都太难吃了，可能我从小不喜欢吃甜食缘故吧；二是元宵节意味着热热闹闹的“年”要收尾了，即使后面还有二月二“龙抬头”，也激不起多大波澜来，所以，记忆中的元宵节，我都是带着几分哀悼的心过的，满心不舍，满满的失落。
带着这样的有色眼镜去观察，感觉我周围的大人们也是如丧考妣，怎么看怎么都觉得他们是强颜欢笑，团聚一堂气氛也冷冷凄凄的，大家好像都心不在焉。就这样，元宵节给我的回忆，首先就是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强烈失落。
但并不是说我记忆中的元宵节一片苍白，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片段的，尤其1979年那次灯会。
我的故乡叫三道岗，是倭肯河旁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镇。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改革开放前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很多“公家”单位。那时的单位，就是个小社会，人情味颇浓厚的，这点非常值得怀念。
那时候每到过年的时候，镇上（那时候叫公社）会组织各单位和各村子在街上（那时叫该里）组织秧歌汇演。秧歌汇演对各单位来说是大事，往往阴历二十三小年过后就开始组织排练。他们排练的时候，是我们这群毛头小子最开心的时候，往往成群结队，这家看完又跑那家去看。
有哲人说过，幸福的最高巅峰，就在于它将到未到时刻。我那时小而懵懂，虽然不懂这深刻哲理，但也隐隐约约体味出来了。
记得1979那一年，我六岁，刚有了记忆不久。那一年过年时，公社上不但组织了盛大的秧歌汇演，还组织在正月十五闹花灯。
早早地，爸爸就给我做花灯。他用铁丝做骨架，做了一盏白菜灯。它的底部用的是白纸，上面张开的叶片用的则是绿纸。这灯白天看上去并不起眼，一旦晚间点燃了它，它的美就幽幽呈现了。白纸和绿纸的火焰一交融，白纸就泛着柳树新绿的光泽，而绿纸上则仿佛洒满了月光，那种绿柔和而纯净。
盼啊盼啊，终于等到正月十五那一天。那一天一入夜，临街的人家煤油灯刚刚点亮，街上就喧嚷起来。我和家人，随着最大的人流，跟着粮库秧歌队，从粮库往街上的十字路口走。粮库秧歌队是全公社最大的秧歌队，他们道具齐全，有的穿着戏装，踩着高脚，手拿着五彩斑斓的花灯；有的头戴大头娃娃等道具，摇着扇子，在地面插科打诨，这其中，最受欢迎的还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等，每每他们一出现，就引起我们小孩子的一阵尖叫；还有头戴瓜皮帽，手拿大烟杆，脸颊用胭脂抹得红扑扑的东北老太太；还有，旱地划桨的艄公，以及他身后一个人手扶“花轿”的新娘子，这个角色通常有年轻有姿色的女人参演，扮装妩媚，且有几分羞涩状，是整个灯会最引人瞩目的景色之一……
从粮库到街上的十字路口，只有短短的五百米左右，秧歌队且走且演，不知道走了多久。这期间，不断有人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条路上来，且无一例外提着灯笼，夜色下，整个街道上锣鼓喧天，人山人海，亮如白昼，成了灯的海洋。各式各样的灯，大都是就地取材，比较简陋，但花样繁多，除了古典宫灯，还有黄瓜灯，萝卜灯，莲花灯……只能说，人民百姓的创造力真的是无穷的！
我跟着孙悟空，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和家人失散了，那时民风纯朴，小镇上的人大多都知根知底的。家人也不怎么着急，他们边赏灯，边找我的白菜灯，很快就找到了我。
记得那个夜晚，是奶奶背着刚一岁的弟弟，拉着我先回家。那时月亮高挂天空，星星闪闪烁烁，在幽静的小道上，踩着积雪，祖孙无声地走着。我们的身后，是喧哗的灯会，渐行渐远。我们的目标，是前方一个黑暗矮小的土房子，那是我的家。
这幕场景留给我的记忆是如此深刻，以致我一看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首诗，就情不自禁想起看完灯会和奶奶踯躅而行的那个月夜。
留在我记忆中的那场灯会璀璨鲜艳，之前没有（或者说没有记忆），以后再也没有过。时代加速变革，之后小镇上的灯会越来越小，最终消匿无形。元宵节的夜晚，也曾在罐头瓶子里面放蜡烛，点燃后，用绳子挑起来，和几个小伙伴咋呼呼地在街上游走，但终究造不了势，在记忆中已经留不下一鳞半爪。
生命轮回，如今轮到我给下一代过年了。这两天一直在盘算，这次元宵节正赶上寒假到了尾声，开学在即，该怎样给女儿的记忆留点浓墨重彩呢？带她看电影，还是滑雪，抑或去溜冰场？无论如何，看灯会是不在计划之内的，别说没有，即使有，她这一代人也不会怎么感兴趣的。
一代有一代的回忆。别了，远去的风景！
一直想给记忆中的那场灯会配词。对那对“艄公”和“新娘子”，我想配的词是：今夕何夕兮，与子同舟？！对拿着木棒，前行开路的“孙悟空”，我想配的词是：红莲花白莲藕，一根木棒天下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