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如上一章所讲，既然焦虑对我们而言即在所难免，又不可或缺，那么我们该怎样来了解它，控制它呢！？
尊严和脆弱
17世纪的欧洲，决斗现象一度风靡，仅在西班牙一个国家因决斗而死的人就达5000之多。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除非能够拿起手中的剑进行决斗，否则永远成不了一个绅士。在法国，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原因是后者说前者的住宅没有品位。在意大利，一个文学人士终结了他的侄子的生命，因为他的侄子说他不懂但丁。
说来说去那么决斗和焦虑又有什么联系呢？
那就是参与决斗的人，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是能够帮助他建立他在自己心目中形象的惟一因素。如果周围的人认为他邪恶或卑鄙，认为他是一个胆小鬼或一个失败者，一个蠢蛋或一个女人气的男人，那么他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也变得无法接受。由于他的自我形象严重依赖他人的观点，因此他宁可死于枪弹或刀伤，也不能允许不利于他的想法在公众心目中继续存在。整个社会把维护身份，或者说“尊严”变成了每一个成年男性的首要任务，大家都认为尊严需要通过暴力才能得以维护。
虽然我们可能会不以为然地看待这些诉诸于暴力来解决尊严问题的人，但我们和他们在思维模式的关键方面具有相同之处：在他人的轻蔑之下非常容易受到伤害。我们的自尊心是由他人赋予我们的价值所决定的。决斗虽然看起来与我们相去甚远，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尘当中，但这一现象依然有助于揭示一种更为普遍的、在面对身份问题时人们容易受伤的感情倾向。
哲学与坚强
“他人的头脑太过恶毒，不能作为我们自己真正幸福的栖身之所”——叔本华
世上有一种公式认为别人对我们的想法决定我们对自己的想法，而任何侮辱，无论正确与否，都会使我们蒙羞。而哲学家采取了一种方式，在与他人观点的关系中引入了一个新的因素—“理性”。
哲学家们认为，由于有了理性，我们的身份可以由我们的理智良心来确定，而不再受市场上他人一时的想法和感情的左右。
也就是当我们面对他人的侮辱时，我们可以通过理性的思维来判断，这种侮辱是否真实，如果是，那也活该被说，如果不是，则不管外界评价如何，我都是有尊严的。而不是像决斗者一样，仅凭他人简单的一句污蔑，便使自己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也变得无法接受，自我形象严重依赖他人的观点。
此外，我们不应该从以上论述中得出结论，认为他人的批评和谴责毫无例外都是站不住脚的。有些时候理智良心要求我们对自己更加严格要求，远甚于他人对我们的要求。根据哲学观点，主流价值体系有时候会有失公正地让一些人蒙羞，同样，有时候也会有失公正地让一些人赢得尊重——在一些不公正的情形下，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种信心，即就算我们没有得到他人的溢美之词，依然有资格赢得他人的爱戴。
同样，哲学并没有否定某种类型的焦虑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应该使用分析推理能力来引导这些感情，让它们朝一个正确的目标前进，确保我们想要得到的就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害怕的确实就是我们应该害怕的。
理性的遁世态度
当我们对身边的价值体系有了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理解之后，我们可能会采取一种理性的遁世态度，并且不带任何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或孤芳自赏的味道。著名哲学家尚福尔的思想表达了他之前和之后的哲学家的遁世态度，他言简意赅地说：“公众舆论是所有观点之中最糟糕的一种。”
公众舆论的缺陷，究其原因，在于公众不愿意将自己的观点交由理性分析进行推敲，而是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直觉、感情和习俗之上。
虽然被迫承认公众舆论的局限性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这种认识不管怎么样，还是能够缓解我们对身份的焦虑，能够缓解我们因强烈的渴望而带来的身心疲惫，因为我们总是渴望他人对我们怀有积极的评价，总是小心翼翼地渴望任何来自他人爱戴的表示。但如果我们采取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我们就不会轻易让他人对我们的敌意或者忽视伤害我们，我们首先会对他人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从此我们可能会毫无恶意地蔑视一些人，就像他们蔑视我们一样。
“一旦我们充分了解了他人思想的肤浅和空洞的本质、他人观点的狭隘性、他人感情的琐碎无聊、他人想法的荒谬乖张，以及他人错误的防不胜防，我们就会逐渐对他人大脑中进行的一切活动变得漠不关心。……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任何一个过度重视他人观点的人给了他人过高的尊严，”哲学遁世主义的代表人物，阿瑟·叔本华如此说道。
最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在一个随机形成的人群中看起来是什么形象，而在于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形象。用叔本华的话说：“只有击中目标的谴责才能使我们受到伤害。一个人如果真正知道他不应该受到某种谴责，那么他可以满怀把握地对此不屑一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