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堤的水泥管子粗得像碾场的石磙，我就蹲在那上头。烟头在风里明明灭灭，像我这半辈子，悬吊吊的。
对面烧烤摊的油烟被风刮过来，混着河水的腥气。二十分钟前，我拨了最后一个电话。
“哥，实在转不开了……”
电话那头传来搓麻将的声音，哗啦啦的，接着是我亲哥刻意压低的声音：“咋又来了？上回不是说了么，你嫂子她……”
我打断他：“就三千，下月底准还。”
沉默。只有麻将牌碰撞的声音，清脆得扎耳朵。
“不是哥不帮你，”他终于开口，声音里透着不耐烦，“你这窟窿是个无底洞。车没了就找个厂子上班，一天天想那些歪门邪道……”
我把电话挂了。烟头在手指间碾碎，烫出一小块红印，不疼。
往回走的时候，在二十八米路口碰见四喜子。他正从新开的洗脚城出来，胳膊上挎个年轻姑娘。看见我，他愣了一下，然后迅速把头扭向姑娘，大声说着什么笑话，好像压根没瞅见我这个人。
我绕到河堤上来。这儿清净。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艳艳发来的：“儿子学校要资料费，三百八。”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回复：“明天给。”
其实不知道明天钱从哪来。上个月修车铺倒闭，我连最后半个月工钱都没结清。老婆在超市理货，一个月一千八，刨去房租水电，剩不下几个子儿。
也不是没风光过。早几年开大车，我也曾是二十八米路火锅店的常客。那会儿四喜子天天“哥”长“哥”短地跟着，啤酒一箱一箱地开，好像钱是天上飘下来的。
后来车在韩家楼翻了，贷款没还完，倒欠了一屁股债。从那天起，世界就变了样。
亲戚们的电话开始打不通了。以前喝酒吹牛的朋友，见面都绕着走。最让我心寒的是亲哥，爹娘去世后，老家那点宅基地全归了他，我没说半个不字。现在呢？三千块都要不来。
河风吹得我打了个哆嗦。我忽然想起爹说过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三穷三富过到老。”
可爹没告诉我，穷的时候，身边的人都长着同一张脸——一张写满“别连累我”的脸。
手机又震了，是陌生号码。接起来，是个粗嗓门：“陈建国是吧？你修车铺老板跑路了，你欠他那八千块钱，现在归我要。给你三天时间。”
电话挂了。我站起来，腿有点麻。
看着黑黢黢的河水，我想起很多事。想起第一次摸方向盘时手心出汗的兴奋，想起艳艳嫁给我时穿的那件红衣裳，想起儿子刚出生时皱巴巴的小脸。
然后我想起四喜子刚才躲闪的眼神，想起亲哥电话里的推诿，想起这一年来所有背过身去的人影。
烟盒空了。我把空盒子捏扁，扔进河里。
很奇怪，这一刻我反而平静了。好像有什么东西，随着那个空烟盒一起漂走了。那些虚头巴脑的情分，那些靠酒肉撑起来的交情，那些血缘绑不住的亲人。
河对岸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倒映在水里，晃晃悠悠的。我忽然觉得，看清这些，也许不是坏事。
至少我知道了，往后余生，谁值得我掏心窝子，谁该离得远点儿。
裤兜里还有最后十块钱。我走下河堤，在路边摊买了三个肉包子，用塑料袋提着往家走。
出租屋的灯亮着，昏黄昏黄的。艳艳在厨房下面条，儿子趴在桌上写作业。
“回来了？”艳艳回头看我一眼，“马上吃饭。”
我把包子放在桌上：“路上买的，还热乎。”
儿子抬起头，眼睛亮了一下，又低头写作业了。
我洗了手，坐到那张吱呀作响的椅子上。面条的蒸汽糊了窗户，外面世界的冷眼和推诿，都被隔在这层水雾外面。
这一刻我明白了：低谷这玩意儿，是把筛子。筛掉沙子，留下金子。
而那些在深夜里自己咽下的苦涩，那些求告无门时硬撑起来的脊梁，那些你以为过不去的坎——它们不会骗你。它们会一寸寸长进你的骨头里，让你在下一次起风的时候，站得更稳当些。
艳艳把面端上来，热气腾腾的。
“吃吧，”她说，“明天我再问问领班，能不能多排几个班。”
我看着她和儿子，忽然笑了。
“不用，”我说，“明天我去物流园看看，听说招夜班装卸工，现结。”
面很烫，我吹了吹，大口吃起来。
河堤上的风还在刮，但屋里的这盏灯，够亮了。
物流园的夜班，是从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工资日结，一百二，搬得多有提成。活儿是真累，集装箱里的货，箱子死沉死沉的，多是些机器零件、成包的化工原料。灰尘大，空气里有股铁锈和说不清的化学味儿。一起干活的，多是些年纪大的、或者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中年人，沉默着，像一群夜色里的工蚁，只有粗重的喘息和货箱落地的闷响。
干到第三天，我右边肩膀就肿了，火辣辣地疼。第四天夜里，下起了小雨，场地里泥泞不堪。搬一箱轴承时脚下一滑，箱子角狠狠撞在小腿上，当时就闷哼一声，眼前发黑。监工的叼着烟过来，用手电照了照我渗血的裤腿，啐了一口：“还能干不？不能干滚蛋，后头排队的人多的是。”
我咬着牙，从旁边抓了把不知是谁扔下的脏布条，胡乱缠了两圈，一瘸一拐地继续干。汗水混着雨水，流进眼睛里，蛰得生疼。那晚，我拿到了最高的一笔提成，一百八十块。
揣着这还带着体温和汗臭的钱，我没有直接回家。天蒙蒙亮，我去了城西老街，敲开了一家藏在巷子深处、门脸破旧的中医推拿馆。老杨是这里的主人，早些年跑车伤了腰，后来跟人学了这门手艺。我还在开大车时，腰酸背痛常来找他，算有点交情。后来我落魄了，就没再来过。
老杨开门见是我，愣了一下，没多问，侧身让我进去。屋里一股浓重的药油味儿。我脱下沾满泥浆的外套，露出肿得老高的肩膀和还在渗血的小腿。
“咋整的？”老杨皱了皱眉，去打热水。
“摔了一跤。”我闷声道。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温热的手掌按上我肿痛的肩胛，力道适中地揉捏起来。疼痛让我忍不住嘶气，但一种僵死许久的筋肉被活络开的感觉，又带来一种奇异的舒缓。
“这活儿……不是长法。”老杨一边推拿，一边低声道，声音混在药油涂抹的“滋滋”声里，“伤筋骨。”
“知道。”我闭上眼，“顶一阵。”
“艳艳和孩子……还好？”
“嗯。”
屋里沉默下来，只有老杨的手在我背上、肩上有节奏地推拿着。过了很久，他忽然说：“我这儿……缺个打下手的。帮着烧烧水，归置归置药材，招呼下客人。活不重，就是拴人。钱不多，一个月两千，管中午一顿饭。”
我猛地睁开眼，想转头看他，却被他按住了肩膀。
“别动。”他声音依旧平淡，“我腰不好，弯腰捡个针都费劲。你以前也干过力气活，手脚还算利索。干不干？”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又酸又胀。两千块，比不上物流园，但稳定，不伤身。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条可能不那么泥泞的路。
“……为啥帮我？”我声音有些发哽。
“帮你？”老杨哼了一声，“我帮我自己。找个知根底、肯下力的帮手不容易。你要觉得是帮，那就好好干，别给我这儿惹麻烦。”
他没说同情，没说交情，甚至没给我留一点感激的空间，把这事说成了一桩冷冰冰的交易。可我知道，不是的。在这个人人都怕沾上我这身晦气的时候，他递过来的不是绳子，而是一把能自己站起来的、磨得发亮的锄头。
“我干。”我说，声音不大，但很稳。
当天下午，我就去物流园结了账，辞了工。监工的叼着烟，斜眼看我：“咋？受不了了？早就说你不行。”
我没吭声，拿过那几百块钱，仔细数好，揣进里兜。
晚上，我去菜市场，买了半只艳艳爱吃的烧鸡，称了斤儿子念叨了好久的草莓。回到家，艳艳正在厨房择菜，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愣了一下。
“今天……发工钱了？”她问，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嗯。”我把东西放下，走到水龙头前洗手，“换了个活儿，在杨师傅那儿帮忙，稳定些。”
艳艳的手停住了，她看着我，眼圈慢慢红了，又赶紧低下头，用力眨了眨眼。“……挺好。”她只说了两个字，声音有些抖。
儿子从屋里跑出来，看到草莓，欢呼一声。我看着他们，心里那块冻了许久的坚冰，好像裂开了一道细细的缝，有微弱的暖流渗进来。
日子好像又有了点盼头。在老杨那儿，活儿确实不重，但琐碎。烧水、熬药、打扫、学着辨认一些常用药材。老杨话不多，教东西也简单直接，做错了就骂，做好了也没表扬。但我知道，他在教我东西，真东西。如何用巧劲给人放松，如何辨别常见的劳损，甚至一些简单的正骨手法。
我开始早出晚归，身上不再是物流园的灰尘和铁锈味，而是淡淡的、清苦的药草香。艳苍脸上的愁容似乎淡了些，儿子也敢凑近我闻，说“爸爸身上有好闻的叶子味儿”。
我以为，生活就要这样，在一片废墟上，慢慢长出点绿色的、柔软的芽来。
直到那天下午。
我刚给一位颈椎不好的老太太做完热敷，送她出门。转身回屋，就看见四喜子站在门口，正跟老杨说着什么。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西装，头发抹得油亮，脸上挂着那种我熟悉的、浮夸的笑。看见我，他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绽开得更大了。
“哟！建国！真在这儿啊！我说怎么找不着你人了！”他几步跨过来，想拍我肩膀。
我侧身避开，没说话，冷冷地看着他。
老杨坐在柜台后面，慢条斯理地擦着铜火罐，眼皮都没抬。
四喜子有些尴尬，搓了搓手，压低声音：“建国，哥找你有正事。出去说两句？”
“就在这儿说。”我没动。
四喜子看了看老杨，又看了看我，凑近些，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股烟臭和口香糖混合的怪味：“以前那事儿……过去了！‘瘦猴’栽了，他那摊子被人端了，干净了！现在有个新路子，比开车强，比你这给人捏腰捶腿更强！来钱快，还稳当！哥想着你，第一个就来找你！”
我心里一紧。“瘦猴”栽了？难怪后来再没动静。但四喜子说的“新路子”……我看着他眼里闪烁的、熟悉的贪婪和蠢蠢欲动，胃里一阵翻腾。
“什么路子？”我问，声音平静。
“啧，这儿不好说。”四喜子眼神飘忽，“晚上，老地方，二十八米路那家新开的烤鱼店，哥请你吃饭，慢慢聊！保证是好事情！”
他说完，也不等我回答，拍了拍我的胳膊（这次我没躲开），又朝老杨那边讪笑一下：“杨师傅，打扰了啊！改天来照顾您生意！”然后就像怕我拒绝似的，转身快步走了。
店里安静下来。老杨放下火罐，抬头看我，目光沉沉。
“狗改不了吃屎。”他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不知道是说四喜子，还是在点我。
我没吭声，拿起抹布，用力擦着已经很干净的柜台。心里却像被投进石头的深潭，刚刚沉淀下去的泥浆，又开始翻涌起来。
来钱快，还稳当。这几个字像带着钩子，在我心里最隐秘、最不甘的角落抓挠。物流园的沉重，老杨这里的清贫，艳苍和儿子依旧拮据的生活……这一切，真的能靠我每个月两千块，和这点看不见未来的“手艺”改变吗？
四喜子的话，像一阵阴风，吹进了我刚有点暖意的壳里。我知道他不怀好意，知道他嘴里没真话。可是……万一呢？万一这次，真的有条不用把命别在裤腰带上的“快路”？
晚上，我给艳艳发了条信息，说老杨这儿有事，晚点回。
然后，我换了件稍微干净点的外套，站在推拿馆门口，看着街上渐次亮起的霓虹。二十八米路的方向，依旧喧嚣，烤鱼的辛辣香味似乎能飘过几条街钻入鼻腔。
去，还是不去？
我摸出烟，点上。烟雾缭绕中，我看见玻璃门上自己的倒影——一个眉眼间刻着风霜，腰背却努力挺直的中年男人。他刚刚从泥里拔出半只脚，鞋底还沾着洗不掉的污渍。
前方，是四喜子那张油腻的笑脸和未知的“快钱”陷阱。
身后，是老杨药柜里清苦的香气，艳苍锅里温着的粥，儿子作业本上歪扭的字迹。
烟头烧到了手指。
我猛地甩掉烟蒂，用脚碾灭。转身，锁上推拿馆的门。
我没有走向二十八米路的霓虹，而是拐进了旁边漆黑的小巷，朝着家的方向，加快了脚步。
风从巷口灌进来，很冷，但吹在脸上，让人清醒。
有些路，走错一次，是倒霉。走错两次，那就是活该了。
物流园的夜班，是从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工资日结，一百二，搬得多有提成。活儿是真累，集装箱里的货，箱子死沉死沉的，多是些机器零件、成包的化工原料。灰尘大，空气里有股铁锈和说不清的化学味儿。一起干活的，多是些年纪大的、或者像我这样走投无路的中年人，沉默着，像一群夜色里的工蚁，只有粗重的喘息和货箱落地的闷响。
干到第三天，我右边肩膀就肿了，火辣辣地疼。第四天夜里，下起了小雨，场地里泥泞不堪。搬一箱轴承时脚下一滑，箱子角狠狠撞在小腿上，当时就闷哼一声，眼前发黑。监工的叼着烟过来，用手电照了照我渗血的裤腿，啐了一口：“还能干不？不能干滚蛋，后头排队的人多的是。”
我咬着牙，从旁边抓了把不知是谁扔下的脏布条，胡乱缠了两圈，一瘸一拐地继续干。汗水混着雨水，流进眼睛里，蛰得生疼。那晚，我拿到了最高的一笔提成，一百八十块。
揣着这还带着体温和汗臭的钱，我没有直接回家。天蒙蒙亮，我去了城西老街，敲开了一家藏在巷子深处、门脸破旧的中医推拿馆。老杨是这里的主人，早些年跑车伤了腰，后来跟人学了这门手艺。我还在开大车时，腰酸背痛常来找他，算有点交情。后来我落魄了，就没再来过。
老杨开门见是我，愣了一下，没多问，侧身让我进去。屋里一股浓重的药油味儿。我脱下沾满泥浆的外套，露出肿得老高的肩膀和还在渗血的小腿。
“咋整的？”老杨皱了皱眉，去打热水。
“摔了一跤。”我闷声道。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温热的手掌按上我肿痛的肩胛，力道适中地揉捏起来。疼痛让我忍不住嘶气，但一种僵死许久的筋肉被活络开的感觉，又带来一种奇异的舒缓。
“这活儿……不是长法。”老杨一边推拿，一边低声道，声音混在药油涂抹的“滋滋”声里，“伤筋骨。”
“知道。”我闭上眼，“顶一阵。”
“艳艳和孩子……还好？”
“嗯。”
屋里沉默下来，只有老杨的手在我背上、肩上有节奏地推拿着。过了很久，他忽然说：“我这儿……缺个打下手的。帮着烧烧水，归置归置药材，招呼下客人。活不重，就是拴人。钱不多，一个月两千，管中午一顿饭。”
我猛地睁开眼，想转头看他，却被他按住了肩膀。
“别动。”他声音依旧平淡，“我腰不好，弯腰捡个针都费劲。你以前也干过力气活，手脚还算利索。干不干？”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又酸又胀。两千块，比不上物流园，但稳定，不伤身。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条可能不那么泥泞的路。
“……为啥帮我？”我声音有些发哽。
“帮你？”老杨哼了一声，“我帮我自己。找个知根底、肯下力的帮手不容易。你要觉得是帮，那就好好干，别给我这儿惹麻烦。”
他没说同情，没说交情，甚至没给我留一点感激的空间，把这事说成了一桩冷冰冰的交易。可我知道，不是的。在这个人人都怕沾上我这身晦气的时候，他递过来的不是绳子，而是一把能自己站起来的、磨得发亮的锄头。
“我干。”我说，声音不大，但很稳。
当天下午，我就去物流园结了账，辞了工。监工的叼着烟，斜眼看我：“咋？受不了了？早就说你不行。”
我没吭声，拿过那几百块钱，仔细数好，揣进里兜。
晚上，我去菜市场，买了半只艳艳爱吃的烧鸡，称了斤儿子念叨了好久的草莓。回到家，艳艳正在厨房择菜，看见我手里的东西，愣了一下。
“今天……发工钱了？”她问，声音里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嗯。”我把东西放下，走到水龙头前洗手，“换了个活儿，在杨师傅那儿帮忙，稳定些。”
艳艳的手停住了，她看着我，眼圈慢慢红了，又赶紧低下头，用力眨了眨眼。“……挺好。”她只说了两个字，声音有些抖。
儿子从屋里跑出来，看到草莓，欢呼一声。我看着他们，心里那块冻了许久的坚冰，好像裂开了一道细细的缝，有微弱的暖流渗进来。
日子好像又有了点盼头。在老杨那儿，活儿确实不重，但琐碎。烧水、熬药、打扫、学着辨认一些常用药材。老杨话不多，教东西也简单直接，做错了就骂，做好了也没表扬。但我知道，他在教我东西，真东西。如何用巧劲给人放松，如何辨别常见的劳损，甚至一些简单的正骨手法。
我开始早出晚归，身上不再是物流园的灰尘和铁锈味，而是淡淡的、清苦的药草香。艳苍脸上的愁容似乎淡了些，儿子也敢凑近我闻，说“爸爸身上有好闻的叶子味儿”。
我以为，生活就要这样，在一片废墟上，慢慢长出点绿色的、柔软的芽来。
直到那天下午。
我刚给一位颈椎不好的老太太做完热敷，送她出门。转身回屋，就看见四喜子站在门口，正跟老杨说着什么。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西装，头发抹得油亮，脸上挂着那种我熟悉的、浮夸的笑。看见我，他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绽开得更大了。
“哟！建国！真在这儿啊！我说怎么找不着你人了！”他几步跨过来，想拍我肩膀。
我侧身避开，没说话，冷冷地看着他。
老杨坐在柜台后面，慢条斯理地擦着铜火罐，眼皮都没抬。
四喜子有些尴尬，搓了搓手，压低声音：“建国，哥找你有正事。出去说两句？”
“就在这儿说。”我没动。
四喜子看了看老杨，又看了看我，凑近些，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股烟臭和口香糖混合的怪味：“以前那事儿……过去了！‘瘦猴’栽了，他那摊子被人端了，干净了！现在有个新路子，比开车强，比你这给人捏腰捶腿更强！来钱快，还稳当！哥想着你，第一个就来找你！”
我心里一紧。“瘦猴”栽了？难怪后来再没动静。但四喜子说的“新路子”……我看着他眼里闪烁的、熟悉的贪婪和蠢蠢欲动，胃里一阵翻腾。
“什么路子？”我问，声音平静。
“啧，这儿不好说。”四喜子眼神飘忽，“晚上，老地方，二十八米路那家新开的烤鱼店，哥请你吃饭，慢慢聊！保证是好事情！”
他说完，也不等我回答，拍了拍我的胳膊（这次我没躲开），又朝老杨那边讪笑一下：“杨师傅，打扰了啊！改天来照顾您生意！”然后就像怕我拒绝似的，转身快步走了。
店里安静下来。老杨放下火罐，抬头看我，目光沉沉。
“狗改不了吃屎。”他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不知道是说四喜子，还是在点我。
我没吭声，拿起抹布，用力擦着已经很干净的柜台。心里却像被投进石头的深潭，刚刚沉淀下去的泥浆，又开始翻涌起来。
来钱快，还稳当。这几个字像带着钩子，在我心里最隐秘、最不甘的角落抓挠。物流园的沉重，老杨这里的清贫，艳苍和儿子依旧拮据的生活……这一切，真的能靠我每个月两千块，和这点看不见未来的“手艺”改变吗？
四喜子的话，像一阵阴风，吹进了我刚有点暖意的壳里。我知道他不怀好意，知道他嘴里没真话。可是……万一呢？万一这次，真的有条不用把命别在裤腰带上的“快路”？
晚上，我给艳艳发了条信息，说老杨这儿有事，晚点回。
然后，我换了件稍微干净点的外套，站在推拿馆门口，看着街上渐次亮起的霓虹。二十八米路的方向，依旧喧嚣，烤鱼的辛辣香味似乎能飘过几条街钻入鼻腔。
去，还是不去？
我摸出烟，点上。烟雾缭绕中，我看见玻璃门上自己的倒影——一个眉眼间刻着风霜，腰背却努力挺直的中年男人。他刚刚从泥里拔出半只脚，鞋底还沾着洗不掉的污渍。
前方，是四喜子那张油腻的笑脸和未知的“快钱”陷阱。
身后，是老杨药柜里清苦的香气，艳苍锅里温着的粥，儿子作业本上歪扭的字迹。
烟头烧到了手指。
我猛地甩掉烟蒂，用脚碾灭。转身，锁上推拿馆的门。
我没有走向二十八米路的霓虹，而是拐进了旁边漆黑的小巷，朝着家的方向，加快了脚步。
风从巷口灌进来，很冷，但吹在脸上，让人清醒。
有些路，走错一次，是倒霉。走错两次，那就是活该了。
风挺硬，刮得脸上生疼，也刮得脑子清楚。巷子里的路灯坏了几盏，光一块明一块暗的，像打烂了的鸡蛋。我走得快，帆布鞋底蹭着湿漉漉的地面，发出“嚓嚓”的声响，在空巷子里传得老远，倒像是在给自己壮胆。
其实有啥可壮胆的？不过是拒绝了顿不知是福是祸的饭。可心里那点后怕，跟见了光的潮虫子似的，一个劲儿往骨头缝里钻。四喜子那张脸，那眼神，我太熟了——那是对“快钱”不要命的饥渴，是把别人都当垫脚石的凉薄。跟他走？韩家楼翻车那次，不够疼吗？
快到家那片老居民区时，远远看见楼底下站着个人影，在单元门口踱步，缩着脖子，不时跺跺脚。路灯的光晕黄黄的，打在那人身上，我心头猛地一跳——是艳艳。
她没穿外套，就一件旧毛衣，抱着胳膊，正朝我这边张望。看见我，她愣了一下，随即快步迎上来。
“咋站这儿？多冷！”我皱起眉，下意识想脱外套，手抬到一半又停住——我外套上沾着推拿馆的艾草灰和汗味儿，也不干净。
“看你半天没回……信息也没再回。”艳艳的声音在冷风里有点抖，她上下打量我，眼神像探照灯，“老杨那儿……事完了？”
“嗯，完了。”我含糊应着，和她一起往楼道里走。声控灯坏了，黑黢黢的，我们摸着冰凉的扶手往上爬。“不是让你别等吗？”
“睡不着。”她在我身后说，脚步声很轻。
进了屋，暖气扑面而来，带着家里特有的、淡淡的油烟气和人味儿。儿子已经睡了，小卧室门关着。桌上用碗扣着两个菜，一盘炒土豆丝，一盘中午剩的炖白菜，旁边还有小半锅米饭，在保温。
“还没吃吧？我给你热热。”艳艳说着就往厨房走。
“我自己来。”我拦住她，端起锅和菜。她的手冰凉。
热菜的工夫，艳艳就坐在厨房门口的小凳上，看着我。我没话找话：“儿子今天作业多不？”
“还行。数学有道题不会，我看了看，也不太明白，让他明天问老师。”艳艳顿了顿，“你……晚上真是在老杨那儿？”
锅铲在锅里翻炒的声音停了一瞬。我背对着她，“嗯”了一声。
“四喜子……下午是不是去找你了？”她声音很轻，却像根针，精准地扎在我刚放松下来的神经上。
我关了火，转过身。厨房昏暗的灯光下，艳艳的脸显得格外清晰，眼底下有淡淡的青影，嘴唇抿得发白。她知道了？还是猜的？
“你看见了？”我问。
“没看见。猜的。”艳艳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毛衣下摆，“他那个人……无事不登三宝殿。下午那阵儿，我心里就突突跳，总觉得要出事。”
我沉默着，把热好的菜盛出来。土豆丝有点糊了，炖白菜热过之后更显得软塌塌的。我把饭菜端到小桌上，坐下来，拿起筷子。
“他没安好心。”我扒了口饭，含混地说，“找我，说是有来钱快的路子。”
艳艳没接话，只是看着我吃饭。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轻轻问：“你……没答应吧？”
我摇摇头，用力咽下嘴里的饭粒，喉咙有些发哽。“没。从杨师傅那儿出来，就直接回来了。”
艳艳长长地、无声地吁出一口气，那口气里带着太多东西——后怕、庆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她起身，给我倒了杯温水，放在桌上。
“建国，”她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咱们是穷，是难。可再难，不能走歪路。钱少了，挣得慢，人还在。路走歪了，人就没了。”她顿了顿，目光落在儿子紧闭的房门上，“儿子一天天大了，他什么都懂。咱们得给他留个能抬得起头走路的爹。”
我端着水杯，温热的触感从指尖传到心里。这话，艳艳以前也说过，可我从没像今晚听得这么清楚，这么扎心。是啊，抬得起头走路。我差点又忘了。
“我知道。”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但坚定，“以后……不会了。”
那晚，我很久没睡着。听着身旁艳艳均匀的呼吸，看着窗外对面楼零星的灯火，脑子里像过电影。四喜子油腻的笑，老杨粗糙温热的手，物流园监工冷漠的脸，儿子看到草莓时发亮的眼睛，还有艳艳在冷风里等我时单薄的身影……一幅幅，一幕幕。
天快亮的时候，我轻轻起身，走到儿子房间门口，悄悄推开一条缝。小家伙睡得正香，被子踢开了一角，手里还攥着半本漫画书。我走过去，给他掖好被角，看着他稚嫩的脸。
就为了这张脸，为了外屋那个在冷风里等我的女人，我也得把腰杆挺直了。哪怕挺得慢，挺得费力。
第二天去推拿馆，老杨正在门口生那个老式煤球炉子，烟熏火燎的。看见我，他撩起眼皮看了一眼，没说话，继续低头捅炉子。
我放下包，挽起袖子：“我来吧。”
接过他手里的铁钎，蹲下身，小心地调整着煤球的位置，让空气流通。炉火渐渐旺起来，橘红色的火苗舔着乌黑的炉壁。
“昨晚上，”老杨忽然开口，声音被炉火声衬得有点飘，“巷口烤鱼店，有人等到快十点。”
我手一抖，铁钎碰到炉壁，发出“铛”一声轻响。
“哦。”我应了一声，没抬头。
“算你没蠢到家。”老杨哼了一声，转身进了屋，“进来，今天教你认川芎和当归，别又给我把党参当黄芪。”
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小巷，炉火正旺，药香从屋里飘出来。
新的一天开始了。路还长，但脚踩在地上，是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