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本文参与读书影视联合征文之③跨界对谈
《面纱》是毛姆创作于1925年的小说，2006年改编成同名电影。倘若你喜欢张爱玲的小说，或许你也会喜欢毛姆的文字，那么请先读毛姆的小说《面纱》，再看改编的电影；倘若你喜欢温情、团圆的结局，认为艺术可以美化生活，那么请看改编的电影，不必再读小说。
小说与电影的故事情节、关键场景、人物框架基本相同，但表现主题、叙事侧重、人物塑造，特别是结局存在明显差异。
共同点
毛姆创作这部小说源于但丁《神曲·炼狱篇》，一个女子因丈夫怀疑其不忠而遭毒杀的故事。毛姆说：“这是我唯一一部由故事情节而不是人物形象为契机发展而成的小说。”因而，《面纱》的情节比毛姆更为有名的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人性的枷锁》《刀锋》还要精彩。
电影与小说的情节大致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上流社会出生的美丽女子凯蒂迫于现实压力嫁给她不爱的细菌学专家瓦尔特，婚后随丈夫来到殖民地香港，电影改编为上海。表面看上去不解风情、木讷，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瓦尔特与喜好社交，纵情享受的凯蒂原本就是两类人，凯蒂出轨布政司查理·唐生，也是清理之中。瓦尔特发现后，让凯蒂与他一起前往瘟疫肆的梅潭府，既是自我疗伤，更是惩罚凯蒂，也有为自己的职业理想与人生抱负。
小说与电影皆以夫妻俩从殖民地前往梅潭湖开始，在回忆中交代往昔，故事均发生于英国、香港（上海）、梅潭府三个地方，重点放在梅潭府。梅潭府为毛姆杜撰的地名，可能在中国贵州，电影在广西乡下取景。毛姆之所以把地点选在中国南方乡下，源于毛姆1919-1920年间游历过中国，其见闻成为小说的重要背景。电影将梅潭府山野景色拍得如诗如画，给观众视觉上美的享受，也是对比霍乱盛行的梅潭府污秽的环境，给人们带来的恐惧心理，更象征着“面纱”。
电影与小说的人物框架相同。除了男主角瓦尔特与女主角凯蒂之外，凯蒂的情夫查理·唐生是引向凯蒂堕落的重要人物；唤起凯蒂觉醒，指向她获得新生的关键人物是海关助理专员沃丁顿，还有修道院的院长嬷嬷、修女们、修道院的孩子们，沃丁顿的情妇虽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却也唤醒了凯蒂对真爱的渴望，另外中国军官于团长，也是不可忽略的角色。
这些角色无论在小说人物的塑造上，还是电影中演员的表演上皆形象生动，不仅推动情节，为主角服务，也具有独立的生命力。贵族出生的修道院院长嬷嬷深深打动凯蒂，让她直面生命；海关助理专员沃丁顿不单指引凯蒂寻觅人生意义，还充当毛姆的代言人，给读者与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不同点
“面纱”的不同寓意
“面纱”无论小说还是电影皆为一个重要的意象，寓意却不同。小说隐喻生命虚无与认知隔阂；电影隐喻情感误解与沟通的可能。
小说的主题在揭开“面纱”后，露出生命的本真，不是通向光明，而是在认清生命的虚无后，凯蒂自主的有尊严地生活。
书名《The Painted Veil》直译为“描画的面纱”，取自雪莱的十四行诗：“莫去掀起那描画的面纱，那芸芸众生/称之为生活。”小说中的面纱隐喻层次丰富，既有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交流的表层隐喻，也有遮蔽生命真相的深层隐喻，更是蒙蔽自我认知上的永恒“面纱”。
毛姆用“面纱”作书名，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毛姆的性取向、不幸婚姻、与女儿关系僵持，作为公众人物，又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皆需要他戴上“面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摧毁了旧秩序，许多知识分子陷入苦闷与虚无，小说中瓦尔特的冷漠，凯蒂的精神空虚正是“迷惘一代”的映照。因而，毛姆更能切身体会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假象，婚姻中的算计，小说中瓦尔特与凯蒂的相互折磨，内心的苦闷、孤独，也许带有他个人体验的色彩。
在毛姆笔下，瓦尔特与凯蒂没有爱情，凯蒂显然不爱瓦尔特，瓦尔特自以为爱凯蒂，那爱却是自私的，充满占有欲，尽管他说了一番自我感动的话，非但没有打动凯蒂，反而将两人的关系推向冰点。凯蒂不了解瓦尔特，瓦尔特也不能走入凯蒂的内心。在梅潭府，凯蒂尝试与瓦尔特沟通，却遭到他的拒绝，两人皆活在各自的世界中，没有沟通，互不理解，只能越发孤独，心生厌倦与仇恨。凯蒂曾天真以为与查理·唐生是真爱，揭开唐生虚伪面纱后，方看清他的庸俗、自私。这是表层“面纱”，毛姆借小说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真正沟通，因为每个人都戴着“面纱”，甚至无法直视“面纱”下的自己。
小说中的每一个角色皆戴着“面纱”。瓦尔特戴着道德圣人的面纱；凯蒂戴着自我欺骗与情欲幻想的面纱，用面纱隔绝生命的脆弱与死亡的恐怖；查理·唐生的面纱最明显，凯蒂轻而易举便撕下那层“多情”的面纱，却是经过梅潭府的“洗礼”后，才慢慢摆脱他。在英国上流社会与殖民地香港，小说中的角色皆生活在由虚伪、欲望、自我欺骗编织的“面纱”下。倘若凯蒂不去梅潭府，她永远都会认为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梅潭府的霍乱与死亡强行揭开了这层“面纱”，让她看清生命的脆弱、死亡的必然、人生的无意义。
瓦尔特感染霍乱死后，凯蒂终于觉醒，但始终未爱上瓦尔特，她的觉醒不是顿悟，而是经历了一层又一层“面纱”被无奈而痛苦地揭开后。撕下“面纱”，凯蒂并未走向幸福之路，但她知道自己要走怎样的路，虽说依然会受到诱惑，面对更大的困惑与孤独。
电影的主题则是揭开“面纱”后，露出内心深处未表达出的爱，获得宽恕、理解的情感救赎。
电影将毛姆这部揭示人性真相、生命虚无，寻觅人生意义的小说改编成一部爱情片，电影中的“面纱”主要指瓦尔特与凯蒂之间的情感隔阂。瓦尔特始终爱着凯蒂，凯蒂由不爱到对瓦尔特心生敬意到最终在瓦尔特临死前爱上他。
凯蒂嫁给瓦尔特并非爱情，而是迫于现实压力；瓦尔特娶凯蒂，可谓一见钟情，当然所谓一见钟情，也是源于凯蒂出色的容颜。在瓦尔特就职的殖民地上海，为了照顾凯蒂在异地落寞的情绪，为她买来钢琴，陪她打牌。凯蒂却嫌弃瓦尔特只知道工作，木讷，不解风情，转而爱上“多情”的布政司查理·唐生。瓦尔特发现凯蒂出轨后，对凯蒂说了一番与小说相同的话，给读者与观众带来的感受却迥异。“我知道你愚笨轻浮，知道你头脑简单，但我还是爱你。我清楚你的追求和理想庸俗不堪，可我爱你。我知道你就是个二流货色，但我爱你……”小说中，这番话可以说是瓦尔特的自我感动，为自己抱屈，更是谴责凯蒂；影片中，看似对凯蒂的谴责，却流露出对凯蒂深深的爱。凯蒂却被情欲的“面纱”遮蔽了，看不到瓦尔特对她的爱。瓦尔特也被愤怒的“面纱”遮蔽了，没有采取理性的沟通，惩罚似的将凯蒂带向瘟疫肆虐的梅潭府。
影片中，揭开“面纱”几乎就是发现真爱。瓦尔特临死前，两人终于彼此原谅，凯蒂从修道院帮助孤儿，从瓦尔特身上发现他的无私奉献，在沃丁顿的引导下，终于在瓦尔特临终前觉醒，于爱情中得到救赎。
电影的优势是感官的直接性，视觉与听觉给观众的感受优于小说。约翰·卡兰执导的《面纱》精妙地运用了视觉语言，虽说思想深度不如小说，但美轮美奂的电影画面，凄美空灵的电影音乐，男女主角姣好的容颜、精湛的演技，足以让这部电影成为优秀的文艺片。
影片用自然、色彩与光影演绎具象的面纱。在广西取景的青山绿水，让梅潭府总是笼罩于迷雾中、潮湿的空气里，犹如一层迷人的面纱，既是中国南方水乡如水墨画般风景的真实写照，也隐喻凯蒂的内心世界从浮躁转向沉静。当瓦尔特与凯蒂进入这片陌生之地，原有的社会面纱被摘下，他们的本性，瓦尔特的无私奉献、凯蒂的悲悯之心方得以显现。这里的风景是揭开真相的“面纱”，而不是小说中充满死亡威胁，隐喻人生无常、生命无情的背景。
随着剧情发展，色彩越来越温暖、柔和。当凯蒂在修道院工作后，影片的色调不再一味清冷，从朦胧的昏黄慢慢转变为明黄。凯蒂告诉瓦尔特怀孕时，房间的色调为明黄，尽管凯蒂没有肯定怀的是瓦尔特的孩子，但明亮的色调已暗示凯蒂内心的变化，不再戴着虚伪的面纱，直面自己的内心。瓦尔特临终的帐篷里弥漫着灯光的黄晕，没有死亡的黑暗、阴冷，寓意两人冰释前嫌，最终彼此谅解。
瓦尔特临终的光影最能打动观众。瓦尔特躺在昏暗的帐篷里，一束柔和、圣洁的灯光笼罩着他，意味着净化与悲悯。在死亡面前，所有的怨恨、隔阂、伪装皆得以消散，此时的光影面纱已成救赎，凯蒂从黑夜中看到了光明。
人物塑造的差异
毛姆通过塑造人物揭开面纱，直面生命的虚无。
瓦尔特在小说中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戴着“道德圣人”的面纱，内心却阴暗、狭隘，一方面，他是智力出众的细菌学专家，一直用理性主导感情；另一方面，他爱得卑微，极度自私，报复心很重。高尚与卑劣、深情与狠毒、奉献与报复交织，一个灵魂扭曲的人。
瓦尔特决定前往瘟疫肆虐的梅潭府，有他理想、抱负的一面，救治病人，改善了当地的供水系统，无可厚非做了善事，但动机却不纯。他发现凯蒂出轨后，没有表现出暴怒，而是处心积虑设计同归于尽式的惩罚，以致于凯蒂前往梅潭府，就像奔赴刑场。可见瓦尔特的聪明、理性、冷酷、残忍。
“死的却是一条狗”是引发毛姆写这篇小说的动因，也是走进瓦尔特这个人物的关键。这句话来自爱尔兰诗人奥利弗·戈德史密斯《挽歌》的寓言：“一个善良的人收留了一条狗，后来狗发疯咬了人，大家都以为人会死，但最终死的却是狗。”
瓦尔特感染霍乱，临终前说出“死的却是一条狗”，命运如此讽刺，人性这般复杂。那一瞬间，瓦尔特想到了什么？瓦尔特未必将自己比喻成疯狗，凯蒂是那善良的人，他只是有太多不甘，对他的人生，对命运，他不能原谅凯蒂，其实就是不能原谅自己。理性的他自以为生活在现实中，当现实把虚幻击碎，他错以为现实被击碎了，殊不知自己一直活在虚幻中。毛姆将这句饱含哲思的话留给凯蒂，也抛给读者。
凯蒂的形象立体而饱满，尽管毛姆说这是一部以情节为契机的小说，但整个故事可以说以凯蒂为中心，也是她的心灵成长史。
毛姆将自己隐于故事背后，未采用全知全能的叙述手法，通过凯蒂的眼睛来观察周围的环境、人、事件，以她的内心世界来解剖人性。毛姆让一个虚荣、肤浅的灵魂，在极端环境下被迫摘下层层“面纱”，最终面对生命的虚无，从艰难中直走向一条通往独立自主的路。
梅潭府，洗涤了凯蒂的灵魂，迫使她远离熟悉的醉生梦死的上流社会，随时会遭到死亡的威胁，却又见证了崇高。修道院里，她看到修女们尽心尽力、无怨无悔帮助孤儿，特别是贵族出生的院长嬷嬷；瓦尔特无私救助灾民，还改善了当地供水系统。
小说开篇，凯蒂就是一个被社会习俗与虚荣心笼罩的女人，对婚姻充满算计，显而易见的功利、自私，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就像毛姆借瓦尔特的话“是个二流货色”。被瓦尔特强行带到梅潭府后，凯蒂原以为傲的美貌、社交技巧变得毫无用处。最初洗涤她灵魂的是霍乱的死亡阴影，让她不得不从生活的表面，开始思考生活的本质。进而，瓦尔特忘我工作，无私救助灾民，让她渐渐看清瓦尔特并非她原以为的木讷、死板，而是一个复杂、深刻的人。另外，修道院修女们的无私与大爱让她感动，但毛姆却写道，她永远也无法成为她们，无法拥有那种信仰。毛姆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转变不是瞬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瓦尔特之死，最终让凯蒂揭下“面纱”，看清生命的虚无。她看清了查理·唐生的虚伪、理解了瓦尔特的痛苦、敬佩修女们的奉献，但她没有成为一个有信仰的人，也没有爱上瓦尔特，却获得了独立意识与尊严。在小说结尾，凯蒂对父亲宽容，对女儿未来期许：“我想让她成为一个不依附于他人，独立自主的人。”
经过梅潭府的“洗礼”，凯蒂从生命的虚无中找到了一条人生之路，那条路并非一定通向幸福，却让她感受到人生的意义，那便是永远在路上的追寻。尽管道路依然艰辛，但她的灵魂已趋于安宁，故而，毛姆写道：“本来一条笔直、平坦的大道似乎已展现在她面前，结果她现在发现等在她前面的，仍是一条曲折、充满艰险的路。”为了表现得“道”的艰难，毛姆“残忍”地写了一个不讨喜的情节：凯蒂在瓦尔特死后回到香港，经不住查理·唐生的诱惑，又与他发生了关系。这并不是凯蒂的退步，或者回到原点，只因得“道”之路定会曲折，只能迂回前行。
电影通过人物揭开面纱，发现真爱。
电影改编成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比小说温情，虽非大团圆结局，却满足了观众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对团圆结局的期许。有的观众认为，现实中，我们的生活已经琐碎，多磨难，想从电影中看到现实中没有的东西，特别是美好的东西。因而不少电影为迎合观众，有意美化生活，拔高人物，让观众在短短几小时感受到与现实不一样的人生，获得美的享受。故而，电影虽改编于小说，却是独立于小说的作品。
瓦尔特在电影中几乎是一位“圣人”。虽然凯蒂的出轨让他很受伤，但他带凯蒂前往梅潭府，更多是逃避伤痛，也是实现他的人生抱负、职业理想，并非单纯惩罚凯蒂。他对凯蒂的恨来自于深深的爱，沉默、内敛的个性让他显得木讷、刻板，羞于表达让他无法与凯蒂沟通，因而夫妻俩总是处于误会中，自到瓦尔特临终，两人方揭开误解的“面纱”。
瓦尔特之死是全剧的高潮，也是最动人的一幕。导演用色彩、光影营造出最悲戚、最温情的画面，两人彼此原谅，瓦尔特在凯蒂的陪伴与忏悔中死去，完成了情感救赎。
电影将凯蒂塑造成一个在爱中得到净化逐渐成熟的女性。在梅潭府，凯蒂从先前的虚荣轻浮中走出，亲眼目睹死亡的残酷，让她震撼；瓦尔特的无私奉献，获得当地人的爱戴、敬重，唤起她的同情心，学会爱与宽恕。体现在她到修道院工作，与孤儿们愉快相处，到瓦尔特工作的地方探望。在共同面对瘟疫的苦难中，凯蒂慢慢理解了丈夫，也渐渐爱上了他。
尽管，电影依然让瓦尔特感染霍乱死去，却让凯蒂获得了新生，得到了救赎。与小说最大的不同是结局：多年后，凯蒂回到英国，带着小儿子，偶遇查理·唐生，断然拒绝唐生的邀请。给儿子取名也是瓦尔特，可见深情。电影在母子俩走在撒满阳光的街道上拉下帷幕，给观众带来光明与希望。
人生就是一场梦，电影是“造梦”，是我们的“梦中梦”。毛姆拒绝“造梦”，让我们看清梦醒后的虚无，从虚无中寻觅人生的意义。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张爱玲的这句名言可以说是毛姆小说《面纱》的注解。电影让我们关注华美的袍，小说让我们看到袍上的虱子。
